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孟泽  页数：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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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人间词话》与《摩罗诗力说》为基本语言形态的王国维、鲁迅诗学，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具有最显著的“两歧性”特征。王国维、鲁迅的诗学内部，同时存在着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状态，与他们的文化身份相一致的“两歧性”。“两歧性”的诗学，基于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与学术历程，其内在气质与精神，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两歧性”和“一致性”所显示的内涵与张力，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在展开过程中的基本趋势，表征着它所能够拥有的可能性范围与丰富性程度。从整体上看，王国维、鲁迅的“诗学”不是纯粹的知识之学，也并不只是纯粹的审美之学，而更接近于一种与“立心”“立人”相关、“知”“行”一体、　“人”“文”共生的“文”“学”与“文章”之学。纯粹文人或学者的名号也不足以称言王国维、鲁迅，他们是抵达了现代中国精神最高点的开创性的不世大儒。

作者简介

孟泽，1963年10月生于湖南双峰。1979年入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3年师从羊春秋教授习古典文学，1986年获硕士学位，2001年师从吴思敬教授习文艺学，2004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评为教授。现任职于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系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韵文 学刊》《新诗界》编委。出版有《中国历代狂士》(1993年)、《无我有我之境》(1996年)、《两歧的诗学》(2006年)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的前提、依据与使命（一）“两歧性”与“复调性”（二）对立的诠释与互动的诠释第二章 “诗力”与“境界”：王国维、鲁迅接近文学的初衷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设定（一）“人生之第一义”：从科学到文艺（二）“国民之首义”：种族、心声、诗歌、人格的逻辑关系（三）“不用之用”（四）“意力”的唤起与“意志”的解脱（五）“无用之用”（六）在“可爱”与“可信”之间（七）“阶级”与“境界”第三章 “人间”与“两间”：王国维、鲁迅诗学的情感底色（一）“忧生”“忧世”解：忧生忧世与“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二）“忧生”“忧世”解：“补天事业”与“忧国情怀”（三）“祛魅”与“返魅”（四）遗民美学：诗学变迁的情感轨迹（五）“文章误我”（六）“转俗成真，回真向俗”（七）“心里受伤，永不痊愈”（八）“欧穆亚”与屈子性情：鲁迅审美姿态的一种解释第四章 审美的倾斜与审美的异化：鲁迅、王国维诗学的内在困境与外在困境（一）审美主体与历史认识主体（二）“阳性”或者“阴性”：作为情感与作为美感（三）“人为美而存在”或者“美为人而存在”（四）以文拟人：一种“有机主义”的审美方式（五）有机主义与审美主义：“无我”与“大我”（六）有机主义与审美主义：“永远的正义”与“诗歌的正义”第五章 “且介”身份与“悖论”立场：诗学与诗学之外（一）“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二）“自我克服”与“自我憎恨”（三）文章与文学——文体的选择与精神动力：在审美与反审美之间（四）否定中的建构：从“对立的立论”到“取消的立论”余论 作为“大儒”的王国维、鲁迅参考文献有“困难”的人(后记）

章节摘录

（一）“忧生”“忧世”解：忧生忧世与“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按照王国维的自述，甲午之役，他始知有“新学”，二十二岁抵上海，入《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接触康德、叔本华之哲学。此之前，在家“治举子业”，进“秀才”门而未过“举人”关；读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读喜欢的“前四史”。庚子之变后罗振玉资助他“游学于日本”，“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但四五个月后就因病返回了。然后是自学、翻译、撰文、编杂志、任教职，“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求“纯粹之知识”让王国维走向了哲学，而求知之欲与求知之路其实却受制于“微妙之感情”，这种感情是关于生活的，关于生命的，也是关于空前“世变”中的家国天下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以“忧生”“忧世”概括诗人表达过的两种情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弛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又：“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学者或以为，王国维区别“忧生”与“忧世”、区别“自道身世之戚”与“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等，预示了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诞生”，认为“忧生”与“忧世”大不同，“原罪”也不同于“原善”的人格理想，中国美学的根本缺憾在于未能与个体的生命存在严格对应，而王国维以“欲”作为人之为人的本体，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剧意识，“忧生”则意味着从个体生命出发对审美活动加以解释，是“美学的创造动因”“美学的根本灵魂”所在。。此种论断，言之不为无据。但是，因为太过于要强调王国维美学的重要性，又是用后设的明确“目标”与“概念”，编织先发的“过程”与复杂的“现象”，不免失之勉强，具体诠释也有失真失准之处。

后记

十年前，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张自文兄为我出版过一本书——《无我有我之境》，书写成得更早一些，大约是1992年。至今还记得，完稿时那一种贯彻身心的“海晏河清”般的祥和安宁。我一度认为，自己想说的话在这本书里都说出来了，以后该去做实实在在的事，“双手劳动，慰藉心灵”（海子），或者竟如鲁迅先生曾经预约过的“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1934年4月致曹聚仁信）。然而，十载光阴如一梦，连梦也纠缠不清。我终于没有天赐的机缘和足够的大智大勇，踏上从事体力劳动的“金光大道”，依然在未必能够安放下一张清静书桌的校园里辗转，为三尺讲坛上那一点顾盼自雄的虚荣所左右，依然无法忘情于眼前纷纭着、流转着的世事，它们连接着永远困扰着、支配着现在的过去，连接着其实近在眼前的远方，仿佛某种因为凝结着创伤而不能开释的情怀，让自己无法走向踏实的谋生，也无法走向方便谋生的“专业”学术。于是，我不得不在异常浅薄的层次上，一遍又一遍地体会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的苦闷，体验王国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失望与灰心，在越来越不敢自以为是（或者竟是越来越自以为是？）的分辨与自我分辨、调整与自我调整中，我并没有走出《无我有我之境》（那是一段未免迷乱又感伤的青春史，一份既冥顽又敏感的精神档案，外表放肆而内里拘谨，纸上庄严而手下轻狂）中无边无际的诘难，总是从强壮中看见卑怯，从高蹈中看见谄媚，从自我解放中看到自我囚禁，以至自己所乐于亲近的目标，包括学术目标，往往是那种为“人”为“文”都“困难”到不能自我释怀的对象。据说，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这是一种病。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从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王国维、鲁迅的思想状况与文化身份的共同结构特征——两歧性人手，对他们的学术实践，特别是诗学，进行了别具一格的互训，于常人不留意或以为无可着手处，另辟险径，并终于通幽，这既得力于作者异于常人的运思能力，更受益于作者禀持之敏锐聪慧的生命感受，加之文字灵动而富穿透力，终于写出了这篇才气横溢的论文。　　——陶东风在20世纪前期文坛的思想者中，作为承继前贤、文明开新之两翼，鲁迅与王国维无疑是具有“两歧”和“对照”意味的个案。《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超越了以往关于一个是“真的猛士”、一个是“纯的学者”的意见，从生命哲学人手，对二者的文化身份、思想抱负、情感底色、性灵气质及其诗学内涵，作了全面而较为深入的探询。作者不满足于对鲁、王二氏理论旨趣与表达方式的抽象比勘，而是在解剖两个活生生的灵魂，既揭示了其“两歧性”的精神特征，更窥测到其深在的“一致性”。而对于两人在承担时代困境过程中文化身份的“且介性”和话语立场的“悖论性”的申述，当属作者独立思考的成果。文章富思辩色彩，且有不少闪光的笔墨。　　——杨匡汉（《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是一个具有较大难度的研究课题，这不光因为王、鲁是充满矛盾的思想者，不光因为他们的诗学与现实语境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和张力，而且还由于，他们与旧学和西学之间有着复杂而深沉的关联。作者以开阔的视野，论述了王国维鲁迅诗学的“情感底色”“内外困境”与“悖论立场”，认为，揭示二人诗学的“两歧性”，并不是要彰显其不可通约的敌对关系，而是要诠释这种“两歧性”的文化依据与精神动力，了解这种“两歧性”在同一种文化语境中的一致与冲突。上述见解，是十分深透和富有启发性的。　　——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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