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三辑）

出版时间：2006-11  出版社：社科文献  作者：李原  页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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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组织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与此相对应，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在我国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然而，由于起步比较晚，起点也比较低，国内的研究水平距离国际标准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具体表现在这一领域中，大量介绍的是西方的概念术语、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由于我国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这种直接移植西方学者以西方人为被试得到的研究成果显然存在很大问题。《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系统地选刊这些学者的论文，以展示华人社会心理学这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多重视角以及丰富的学术成果。     研究和认识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现和揭示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相互建构过程及特性，最终服务于社会，贡献人类，这正是华人社会心理学者百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的。《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系统地选刊这些学者的论文，以展示华人社会心理学这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多重视角以及丰富的学术成果。

作者简介

李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管理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员工的心理契约，印象管理，激励理论与方法，领导，工作与家庭冲突等。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课题和社科院课题，发表“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心理契约违背的形成过程”等多篇学术论文。主持编写和参与翻译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组织中的印象管理》，《啥佛商业评论：变革》，《组织中的沟通》，《动机理论与实践》等多部著作和教材。兼任多昕大学研究生课程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讲师，先后为十多家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书籍目录

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华人组织中的关系与社会网络“华人工作相关人格量表”的编制、意义与效度中国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关系人口统计因素和“关系”的影响：来自中国的案例中国人的分配正义观中国企业CEO的领导行为及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及其对工作相关态度的影响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研究企业文化与领导风格的协同性实证研究对管理者工作绩效结构的探索性研究高新技术企业中的高层管理团队建设

章节摘录

书摘二企业家的角色    (一)结构与个人：孰重孰轻?    讨论华人社会经济奇迹的论文，通常从文化传统、市场力量及政经体系着力，并得出相当不同的论点(Hamilton & Biggart，1989)。前一节所提及的研究正反应了大的社会文化传统的论点——儒家伦理的作用。显然地，不管是文化学派、市场学派或是政经学派，都各有其解释得通的地方，亦有力有未逮之处。就文化学派而言，文化差异是可以说明部分事实，然而，许多国家欠缺儒家伦理，仍可完成工业转型；而没有儒家文化遗产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到21世纪前也可能完成工业化(Vogel，1991)。更有意思的是，华人社会的经济突破，不是发生在儒家伦理的发源地，而是边陲地区。显示文化可能有其影响力，但绝对不是全部。    就市场学派而言，此类学者强调华人社会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得力于自由经济市场的长处，政府尊重市场机制，不干预私人企业，使得资金、劳力、资源能做最妥善与合理的运用，并因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在竞争之下，保留下来的企业组织，即是最有效能的组织；而且透过前后向的整合，组织规模会逐渐扩大(Chandler，1977)。这种说法在解释台、港经验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内地经济的差异时，是相当有道理的。然而，在解释台港中小企业林立、严密的组织间网络以及企业是采横向而非垂直扩张的现象时，就说不通了。    就政经学派而言，许多人都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透过政府制订各种政策及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得经济得以在政府既定的方向上持续发展。以台湾为例，政府制订了鼓励外销的产业政策，并透过贷款、补贴、减税、进口管制、技术移转等方法来扶助工业。政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完全支配着经济的发展。然而，吊诡的是，在台湾的学界却对政府的主导，拥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批人认为台湾经济长期被公营与党营事业控制，而有极为负面的印象(如刘进庆，1975；陈师孟等，1991)；而另一批人则将经济成长完全归功于国民党，而对政府管制有极高的评价(如Kuo，1983；高希均、李诚，1991)。    持平而论，上面三种说法都像瞎子摸象一样，多多少少都掌握了部分的真实。虽然我们无意否定文化、市场、政经等结构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必须指出的，经济成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透过一群人的努力，有以致之。这群人当中，又是以企业家居于最关键的主导角色。可惜过去的讨论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宏观角度去做探讨，完全忽略了个人存在的事实。看起来好像只要具有某种文化遗产、政府有所谓的产业政策、尊重市场机能，每个地区的经济就会开始起飞。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完全受制于外在结构因素吗?个人在社会中是被动而无力的吗?显然并非如此。传统的功能主义与最新崛起的新功能主义者，就反对此种看法。他们强调：我们必须承认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也许个人会受制于社会结构，但绝非全部，个人仍有其自主性(Adler，Adler，&Fontana，1987)。    这种想法用来描述企业家或创业家的行动，是十分贴切的。企业家并非被动地只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主动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Schumpeter，1934)。此外，企业家对企业内组织行为的影响，也是无远弗届的。英国Aston组织结构研究计划主持人Pugh(1983)说得好：“假使不能在本体论上假设人与组织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则我不认为一个研究者尚能研究组织行为。”因此，在重视外在结构因素之余，我们不应忽略企业家个人的角色。    (二)华人企业家与经济发展：关系如何?    显然地，在过去的讨论与研究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研究者对企业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都绝口不提，日本社会学家佐藤幸人(1993)是例外之一。他在验证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论(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时，发现一些无法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在1970年代，泰国与马来西亚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与台湾类似，但成果却极为不同，原因何在?佐藤认为外部结构因素对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而必须做个体经济的分析，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企业家。他强调：    若只有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将无法保证经济成长，其成果乃决定于企业家资源。即使政策可以把人导向出口产业，但假若没有人愿意投身出口产业，则政策将不具任何效果(佐藤幸人，1993，页8)。    这个说法十分类似水牛喝水的譬喻：政策可以把牛导引至河旁，但却不能强迫牛喝水。牛喝不喝水，还得看牛的决定。何况以台湾而言，政府的政策或政策的推动是否有效率，也是一个争论极大的议题。虽然有人称许政府是大有为的政府，创造了台湾奇迹；但有人却认为要不是台湾经济受制于公营与党营事业，经济表现会更好。台湾国民党政府是大有为的政府吗?以地下工厂充斥、行政效率不彰、公共安全事件频传、工业伤害居高不下等诸般事实来看，这个结论仍应持保留的态度。至于公营、党营事业的垄断，是否如批评者想象那么糟糕，也不见得如此，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国民党的权益独占，防止了企业家将资源浪费在租金追求式(ren—seeking)的经济活动上，而投入了利润追求式(profit seeking)的出口产业(Kruger，1974)。就这一点而言，国民党政府是非常成功的。换言之，投机或垄断生意都被国民党党营或公营事业占据，民营企业家(尤其是本省人企业家)就只能拼、闯、钻、学⑩，在外销市场上与人竞争，以挣得一席之地，而造就了一批本事高强、斗志昂扬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十分惊人的。例如，1980年代电子业的转型，资讯业迅速取代了家电业，并有长足的发展；1985年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快速，与台湾企业家的投入关系十分密切。甚且。企业家会透过参与政治活动，而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    台湾如此，香港又何独不然。来自上海的企业家，使得香港的工业化要比东亚其余三小龙提早开始。黄绍伦(1990)引香港政府商工部的报告说：    相对于拥有相同的经济资源，如大量的高素质劳工等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言，香港能较早发展工业是幸运的。南韩、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及其他国家都拥有这样的劳工市场，有些甚至拥有其他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因素，但他们亦拥有不利的条件。只有香港接受了来自上海的资本及经验。这事实对于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这项事实带来的结果是香港比很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早十至十五年开始工业化(黄绍伦，1990，187)。P8-10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很好，很全面的概括了组织行为与文化的相关研究，一下买了4本，准备送人
•   非常好的本土化丛书！
•   不如前两本，有些文章有凑数的感觉
•   这本是朋友推荐的读物，期待内容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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