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

出版时间：2002-01-01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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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晚清流派代表张之洞的名著。他面临当时西学东渐的新变局，主张有限度地采西学、变旧法，而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取舍标准；他支持维新派的某些改良运动，但反对变革政体，坚决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及社会等级秩序。1894年4月他撰写的《劝学篇》全面阐述其观点，划清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激进一翼的界限。本书的出现反映当时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社会普遍产生改革愿望，本书的主张则代表了当时希望稳健变革士绅的愿望，也切合了朝廷的意志，因此被朝廷广为传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用户评论 (总计32条)

•   　　读中国近代史，晚请是个饶不开的心结，那里有着太多令人叹息的悲剧——一而再的战败、一而再的割地、一而再的赔款，所谓自通商以来，似乎唯有丧权辱国。对于如此不堪的国是，当时作为晚请一代重臣的张南皮，给重病中的帝国开出了什么药方呢？那就不能不读南皮先生的《劝学篇》。该书当时的印刷量在两百万册，可谓影响巨大。
  　　
  　　南皮先生自己总结的《劝学篇》要义是五知：
  　　一、知耻（也就是要了解中国不如其他国家的地方）
  　　一、知惧（也就是要惧怕中国成为那些在当时或灭亡或被瓜分的国家）
  　　一、知变（要知道改变教育，行变法之道）
  　　一、知要（要知道中学致用为要，西学中政治为要）
  　　一、知本（不忘记中国的名教/纲常根本）
  　　
  　　其写作目的是希望海内士大夫可以知亡而知强。
  　　
  　　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其实质还在于维护中国的名教和纲常，这也体现了南皮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用西学，必须先学好中学。
  　　
  　　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个人比较推崇外篇，主要说的是如果改良中国：希望可以开化民智，鼓励士子游学海外（南皮推崇旅日），奖励开办新式学堂，改革学制，多翻译外国著作，鼓励士民多阅读新闻报刊来了解天下事，倡导有节制地变更中国的制度（但是他主张君权而反对民权），改革科举的内容使通过科举的人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奖励工商和农业来振兴中华经济，倡导新式的武备学堂和矿业学校，主张广修铁路，各省要互相交流，不要过多指望在自身军力不足的情况下弭兵，反对攻击孔子学说等等。其中不少建议，在当时有着深远的意义，并被不少人所采纳——比如游学日本。
  　　
  　　最后附南皮先生的简介：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   　　近读张之洞《劝学篇》，颇有感触。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咸丰二年（1852）十八岁中举人，为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二十六岁中进士，为该科探花。点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后升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他任督抚期间，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一度赢得“天下之望”；而他主持的“湖北新政”的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曾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而他是最后的殿军。
  　　他饱读诗书，精通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
  　　他视野开阔，对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势有广泛了解。
  　　他，绝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食古不化、顽固守旧者——他吸取了大量的西艺和西政知识，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他，也绝非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大言无当、没有官场历练的书生——他历任督抚，扬厉中外，颇有政绩和人望。
  　　他，更不是袁世凯那样的野心家、乱世奸雄，尽管清室积重难返、难以为继，他却绝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这一切，都可以从这薄薄的一册《劝学篇》里找到证明。
  　　一本探讨社会改革之书，何以名之为《劝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且他发现“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序》）。针对历来科举制度的弊端，他殷切告诫学子，无论治何学问，均应以致用为目的，不可流于浮泛，亦不可专意词章：“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守约》）。
  　　他深知国家民族危机深重，原因出在内部：“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周之内矣。”（《序》）危机面前，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指出“苟欲弭兵，必先练兵”（《非弭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会通》）。“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序》）。他反对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不知通”；也反对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指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序》）。他超越了早期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不再把西学仅限于“西艺”，把西学的范围扩展到“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以及交通、传媒等各个方面，除了议会选举制度以外，几乎要“全盘西化”了。
  　　以传统的标准评价，他无愧 于忠君爱国的贤臣良相。
  　　就顺应时势、与时俱进而言，他也尽了极大的努力。
  　　他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但他也很明确，必须“明纲”、“宗经”，决不走动摇纲常、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成了他的底线。
  　　但是，他最终没有能挽狂澜于既倒。他死后两年，在他长期经营的重镇武昌，由他训练的新军下层官兵率先发难，引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改旗易帜的路是正是邪，姑且不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意外，好像也是天意。
  　　不知他临终之前对此是否有强烈的预感。好在他先走了一步，避免了出席满清皇室逊位的难堪仪式。否则，不知他将怎样应对，发出何等感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逢末世运偏消”，是《红楼梦》里咏叹贾探春的诗句。用于形容张之洞，愚以为也颇贴切。
  　　看来，历史的局限，有时要突破，也很难。
  　　近来见到有的论者说：如果是张之洞为代表的改良派当时能执中国牛耳，中国极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后来的许多混乱和灾难就都可以避免了，中国发展到现在应该是很先进、很强大的了。
  　　也许是吧？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没有“如果”。
  　　但无论怎样，张之洞一干人为探索中国的前进之路，曾经付出过极大的努力，也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人们不该忘记他们。
  　　而这本当时印数达200万册、曾风靡一时的《劝学篇》呢？尽管其中不少的论点论据都已过时，但它所开启的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从这个意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戊戌变法110周年（2008）之际重新出版此书，显然不无意义。
  　　2012年11月25日读后记
•   　　张之洞是晚清的栋梁，那一辈人饱受列强欺凌，一心想要使自己的祖国强大，可惜多种尝试都失败了，张之洞提出的方案还是很好的，不过她好像反对政治改革，而侧重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难道这就是传说种的阶级局限性？他仅仅是为了保住大清王朝的统治，我感觉不是，他不认为民主可以在我国推行。我觉得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
•   　　一说起张之洞《劝学篇》，普遍会以一句“中体西用”概括之。这倒不能说错，因为这四个字的确是《劝学篇》的标志性观点，亦是清末洋务派大员们津津乐道的调和之见。但最近翻阅这本小册子，却觉得不能用“中体西用”就将此书放过。在我看来，《劝学篇》勾勒了张之洞的乌托邦意图，其中内篇的根本在“学”，即以学习经学塑造共同体之德行；外篇的目的在制度与器物，目的是建立与世界万国相同的现代化国家。二者合一，正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仍然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却又面临着经学变革的问题。
  　　
  　　
  　　一、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从清末到今天，中国从天下逐渐变为民族国家，这一过程早已被许多学者所论述。这里就简单提一下。清末以来，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乃至到五四启蒙，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所指向的目标，根本上就是要把中国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将天下之民变为公民。所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固然有密切联系，但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简单来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必然和现代化的形成一致，或者干脆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看法，这两者简直就是一回事。（《现代性的后果》）
  　　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中国而言，大致意味着下面这些变化：
  　　
  　　有疆域，有主权。以前中国有chaoting，有一家一姓之政权但不能说有主权；
  　　天下不分民族、信仰的“臣民”变为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公民。在中国，格外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老百姓终于不再只知道有皇上，不知道有国家了；
  　　教育的普及、普遍化；
  　　工业化的实现，这一点中国已经实现，所以还应该加上信息化；
  　　市场经济；
  　　统治方式从人治变为人依靠技术统治，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形式构成社会的统治力量，基层政权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党委设到村；
  　　民主制度固然没有实现，但幌子是有的，而且现代化的孪生兄弟——极权主义倒是建立了。
  　　
  　　除了这些大的方面，对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最近在读一本笑话集，是吴趼人编写的《俏皮话》，里面不少笑话都侧面反映了晚清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他对西方人在中国的防疫卫生观念的惊讶和佩服，都反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彻底了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为“现代”的民族国家。从此，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官方意识形态、民间信仰直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晚清之人常常慨叹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绝非一种抒情话语，而是赤果果的现实主义勾勒，在我看来，能与这种变局相媲美的只有一个时期：即从东周到秦汉，也恰恰是经学从孔子到汉武帝这一发展的时期。（可参考杜正胜《编户齐民》）
  　　
  　　二、张之洞的乌托邦
  　　
  　　其实，从晚清洋务派到民国启蒙思想家乃至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归根到底都是这个民族国家。张之洞更多的关注在器物层面，但也没有敌视制度，如外篇《变法》中写道“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第109页）；内篇《正权》则认为等到“学堂大兴，人才日盛”，也是可以开议院的。五四那一拨人更不必说，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么。这里比较有趣的是何炳棣在文革期间的中国走马观花的看了几天后，回到美国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3814095/d8208532.htm）
  　　这篇文章后来被广泛转载，尤其被脑残们大量引用。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主要在于，作为五四一代学者，尤其是后来出国的学者，何氏对中国应该追求的目标，恰恰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目标。从这篇文章中对政权的严密组织、教育的空前普及（其实也伴随了思想的空前控制）、用武力实现独立自主等津津乐道就能看出，何氏并不是乡愿，也不全是被蒙蔽（比如他的参观必然是安排好的），而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诸多层面的巨变，契合了五四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想象。换言之，共和国从建立各级政权，到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基础的实现，再到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些频繁的破与立，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五四传统的。共和国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成果。而极权主义，同样也是现代性的或然后果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可参考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如此，再回头来看张之洞，就能跳出“中体西用”的二元概括，细细追究他的“西用”和“中体”究竟是什么东东。先来看“西用”：《劝学篇》下篇的十五则条目已经勾勒出一幅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了。包括：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学堂废除科举）、建立报社（以往都说洋务派设立报馆只是为了士大夫增长见识，其实不然，《阅报》篇说：“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开矿修路以及建立现代农业商业制度等（工业化）。所以，他所谓的“西用”，和中国后来所走的民族国家道路极为契合。
  　　而在内篇中提出的备受诟病的“保国、保种、保教”三条中，国家和种族这两点已经被刻意突出，强调他所推崇的乌托邦，是一个由“黄种华人”组成的“国家”，这就更从根本上确认了张之洞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当然，现代民主制度这一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张之洞论述极少。但细细考察内篇的《明纲》《正权》两篇，他所反对的“民权”更像今天的自由主义而非民主制度。因为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论据，大都是强调无论中西各国，都得受到宗教、法律、习俗等的限制，“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乌托邦并不必然的要反对民主制度，只是他本人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和官二代（其父亲为知府），世受爱新觉罗氏厚恩，这话不能说。毕竟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必然有主权，而主权理论上必然来源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公民。所以，后期洋务派的政治主张和维新派已经有相同的趋势。
  　　再来说“中体”。其实，张之洞说的“中体”，并没有措意在制度层面，并不是非要维护旧制度，而是关乎在人心和道德。《劝学篇》开宗是《同心》，重点是“保教”，强调一个好的社会离不开正义的“血气”和德性。而要实现这种德行，舍“学”无他途。学，当然是“宗经”，因为唯有经学才寄托着德性。近处说，这才是《劝学篇》题目的本意所在；远处说，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之处正在于此。
  　　所以，“中体西用”的体用之说，固然有着二元对立的意味，但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对立情境，把“中体”看成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一个定语或者打的一个底色，则会有另一番感悟。我认为，中国还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走下去，毕竟五四的两大任务还没有实现，绝不可能回头。但是，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与众不同的真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对这个问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是的。”（《现代性的后果》第152页。）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个东西。那么，等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彻底实现了从民主制度到工业信息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后，你如何区分中国和美国？（更重要的是如何区分中国和韩国？）
  　　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传统。如果说传统二字太虚，那就说“经典”或者更确切地说“经学”。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于反拨现代性之弊端，如官僚科层制、人的异化、道德伦理多元化、环境污染等。这一点，恐怕中西皆同。近些年来所谓古典学的突起，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也遭遇了这些现代性弊病；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不可能脱离传统的语境，变成一个处女民族再来接受现代性，她必然带着过往的种种，跌跌撞撞反反复复的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自晚清到当代，我们学日本学德国学俄国学美国，学习一直在进行，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学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时如何处理传统这一问题。而这一过程，必然经历着经学的复生和变革。 所以，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那个“中体”不是文化的“返祖”，而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伴随着古典学的兴盛，激起了经学、国学的热度升高，正是不得不回头解决这一问题的表现（不是报章和传媒上的国学热，那多半成了民族主义的柴火，这里说的热度升高，是学术思想界）。
  　　
  　　三、变革中的经学观念
  　　
  　　张之洞书中的乌托邦，纵然有个经学打底，但他的经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经世致用的封疆大吏，而不是学宗一派的学者，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描述的经学已经被化约了。
  　　首先，他仍然尊朱子，讲人心，这是他始终恪守的经学观念，也是他所认为的乌托邦里，经学最主要的表现，最本质的实现；
  　　第二，既然劝学，所以仍然要“道问学”，这倒也仍然没有脱离朱子的主张。于是，他在《守约》中非常具体的提出了如何用化约的方式学习经学。张之洞认为，五经四书卷帙浩繁，还得学外语考六级，除以后做学者的人外，一般人学习经学只要用简便方法就行了。《守约》一篇，颇值得读书人玩味，我觉得以后再出版《书目答问》，这篇可以当附录列在后面。（http://www.xinfajia.net/3586.html）
  　　其实，上述第一点，若继续发展，就会面临民国新儒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困境，而且已经走入死胡同。第二点，张之洞化约了的经学，放在今天也仍然显得太繁琐了。所以，这两点都是有问题的。
  　　这就引出另一个有趣的经学问题：张之洞对晚清公羊学的敌视。这除了因为康有为在政治上是洋务派的论敌之外，更因为张之洞的经学观本身就与康有为的公羊大同学龃龉。细看这两则言论：
  　　
  　　“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国之学而杂糅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会通》，第147页）
  　　“公羊春秋者……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宗经》，第46页）
  　　
  　　实际上，读到这两段话时，我的感想有二：
  　　第一，如果只是将经学限制在人心道德，就会重蹈新儒家覆辙。张之洞的“中体”非但不能为体，恐怕只是缘饰而已。康有为公羊说固然怪异，但却将经学观念的革新引向政治领域，这条路在今天看来显得大胆也有见地。儒家经学的革新，非经过制度层面难以实现。
  　　第二，张之洞不愧是老辣之官，对中国的政治现实透视得如此清晰，非常精准地看到了经学这头猛兽，一旦放任进入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有大毒，可以杀人”，这一点，绝然不虚。经学的变革，其核心就是公羊学的变革，而这头公羊是嗜血的。近几年来，古典学的流行，导致很多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且都很年轻）都津津乐道经学的政治哲学，把现代性批判的一无是处。甚或听说这一派一些学者，年方二十七八正青春还长着很多头发就慨然有为帝师之志。（去年流行的《盛世2013》已经有所描写了。）其实这一点很令人忧虑。一则中国必然要走向民族国家，挡是挡不住的，这就决定了经学必然也会变革，古典不可能直接拿来用的；二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全实现，过于讲求微言大义，出将入相，真会导致乱臣贼子喜。哲学家王还是别要的好，圣人还是应当在野。诚如荀子所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所以，在当代，经学必然越来越兴盛。但怎么学？学成什么样子？仍然不能遽言。当年从春秋时期到汉代，经学的转型经历若许年才定型，那么今后亦然。《劝学篇》表面上只是后期洋务派的一份过时文献，其实里面内容多多。这是因为，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仍然在路上，而作为“中体”的经学也仍然在变革中。
  　　
  　　
  　　
  　　七月十五日
  　　
  　　
•   　　读了这本书，让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了更深的理解。变法总是易惹来非议，有人支持，有人发对，有人支持变法但认为方法不对。这让我想起王安石变法，就怕最后变成党争，敌人发对的我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就发对。也有一些地方不知啥意思，如知类第四，本书P29页，有一句：“法、意、日、比为罗马种”，不知这个“日”指哪个国家，请高人指点一下!
•   　　劝学篇本意是将政体/文化的变革与经济/社会的变革分开。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晚清后七十年，民国前三十年的乱象与新党血气太盛，旧党全盘维护有很大关系。如果能稍有变通，不至于铸成百年积弱（大跃进，文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张香帅的博闻强识在书中显露无遗，经 史，工商，军事均有独到见解。但其对民权的认识还很肤浅，如果放在现在来看他的“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内篇,正权第六）不值一驳。
  　　
  　　有意思的是，他坚定认为国际合约没啥用，可见大儒未必不能搞外交啊。
•   又被我碰到沙发
•   回家还这么勤奋，表妹可教矣
•   表妹。。。我。。闲得= =
•   汪荣祖曾经不止一次谈过劝学篇，还是中肯的。中体西用四个字太简单太概括了，本来缺乏内涵，此外又被新文化赋予了太多不该有的蔑视。
•   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形式和我国的官僚制有和同异呢？
•   坏处都同，好处都异，呵呵。
•   湿傅写得好深刻…膜拜飘过～
•   再点个有用　嘿嘿
•   　坏处都同，好处都异
  这个回答好，坏处有坏处的通行证 好处也有好处的墓志铭
•   主要是具体来说，就要再做功课了，几句话说不好。尤其是中国。。哎。
•   教育的普及、工业化、理性组织，这些和民族有何关系？
  难道缺乏这些的地方，就没有民族？
•   张之洞还讲了一个“守约”都办不到的话只看四种书的方案
•   倒不是和民族有直接关系，而是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这些的实现相一致，相辅相成。。您可以参考一下吉登斯那本《现代性的后果》。。。
•   我觉得hierarchy和bureaucracy之间的定义很交叉，很纠结，中国的事情用韦伯是说不清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做个点缀而已
•   民族国家和现代技术/组织的实现有这样时间上的接近性，我想或许它们有相同的原因，都可以叫做“现代化”的后果（这个现代化可以叫做是理性化或者叫技术进步或者叫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嘛，似乎没有说明
  况且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族国家，多数时候也是依据它有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例如议会或者极权官僚集团，不觉得这里有点循环论证么？我们怎么知道平常人关于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意识，是何时产生的呢？如果一面把民族意识跟现代组织挂钩，一面论证现代以前绝没有民族意识，那就有强占这个词汇的嫌疑，说什么现代以前没有主权、没有民族，也应该加以说明，是没有这一种主权、这一种民族，这样一来也就不是有没有民族意识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现代组织的问题了。
  你可能为了方便直接采用了学界的词汇，但对这些问题你怎么看呢
•   楼上说的倒是学界的一桩公案，即“民族国家之前是否有民族”。一派认为“民族”的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产生，并为后者服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而民族主义则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宗教”。自然也有反对的意见，比如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我猜楼主是同意第一种观点的。
•   额的神 不敢拜读 的哥……
•   现在很多搞古典政治哲学的很少有人去认真回应现代诸多复杂问题，其实传统与现代并不对立，现代各种精神与思想思潮与文化兴起本来就是中国古典传统自身的丰富与复杂性的最好体现。
•   古典的回归恐怕和后现代关联也很大吧，另外我们传统的圈子可以不囿于经学吧，诸子并举如何呢？
•   没有近代化，是谈不上所谓民族国家的，所谓的nation state,国民国家而已，没有国民，只有臣民，何来所谓民族国家？古代跟本不存在所谓民族国家，有的只是私天下的王朝
  而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都密切相关，没有报纸舆论的反复宣传，没有铁路公路把民众联为一体，所谓的小农经济者只有乡土意识，而无所谓民族国家的认同
  故古代异族入位，只要维护儒家秩序，不予以残杀或者硬性改变生活方式习惯，底层民众根本不会抗争，因为奴隶主之转换和他们无关，官绅等只要儒家秩序文化不倒，也不会反抗，因为忠君即爱国，既然儒家秩序不倒，王朝转替则意义不大也。民族主义乃近代之产物，如斯而已
•   日为“日耳曼”，终于被人点醒了。
•   西班牙
•   额，不是日耳曼吗？
•   不是,去找注释
•   就是没找到注释才提问的
•   哦，我们的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