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城到洛阳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逯耀东  页数：302  字数：2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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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逯耀东先生1932年生于江苏丰县，后随家迁往台湾。195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劳榦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北魏与西域的关系》，初窥魏晋南北朝史门径。1961年考入香港新亚研究所，得亲聆钱穆、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等诸魏晋史学大家的教言，由牟润孙先生指导，完成硕士论文《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毕业后留任助理研究员，继续研究拓跋氏与中原文化的接触与转变，其成果后结集为《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1968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得亲近沈刚伯、李宗侗、姚从吾诸先生，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研究范围，论文由三位先生亲自指导。其间曾先后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冈武夫研究室，再赴香港新亚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完成博士论文《魏晋史学的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获台大历史系首届文学博士学位，遂受聘任教于台大历史系、辅仁大学历史系。1977年，受香港中文大学之聘，入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时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甫退休，逯先生继任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及“中古史料”等课程，执教新亚十四年之久。1991年，辞聘香江，重返台大历史系，讲授“中国大陆史学”、“传统史学序论”及“中国饮食史”等课程，直至1998年夏退休。    逯耀东先生的研究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馀种。近年，逯先生将其新旧史学论稿与文稿分别辑为《糊涂斋史学论稿》、《糊涂斋文稿》，由东大图书公司陆续在台北出版，其中史学论稿已出版《魏晋史学及其它》、《胡适与当代史学》、《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四种，文稿已出版《窗外有棵相思》、《出门访古早》、《那年初一》、《似是闲云》、《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五种。此外，《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寒夜客来——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之二》由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2002年、2005年出版，以其文采粲然、脍炙人口而深受大陆读者的喜爱。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二书是逯先生魏晋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以拓跋魏进入长城建立的首都平城及孝文帝迁都后的洛阳为基点，讨论拓跋魏进入长城后近一个世纪文化变迁的历程，对两种异质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化边际”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魏晋处于汉唐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权威地位，经学笼罩下的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走向独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作者简介

逯耀东，（1932-2005）江苏丰县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首届博士班，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馀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

书籍目录

序导言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附录 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

编辑推荐

　　本书以拓跋魏进入长城建立的首都平城及孝文帝迁都后的洛阳为基点，讨论拓跋魏进入长城后近一个世纪文化变迁的历程，对两种异质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化边际”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魏晋处于汉唐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权威地位，经学笼罩下的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走向独立。

用户评论 (总计30条)

•   　　中国历史自魏晋以后，边疆民族不断涌入长城和汉民族进行接触与融合，使中国历史的发展更加多姿多彩，也使汉民族文化增添了更多的新内容。其中，拓拔氏部族进入长城后的文化转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从太祖拓拔圭创建平城作为北魏前期的首都（406）到高祖拓拔宏为了迁都规建洛阳（493）城，前后将近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是拓拔魏文化转变的重要时期，由最初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转变到最后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于汉文化之中。
  　　本书是50、60年代研究拓拔氏与中原文化接触与转变的论文集结，经过了作者前后30年的修改与重写。书中，围绕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变迁这个主题，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问题，不断加以讨论和探索。不过，最后仍然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因为作者无法确定对拓拔部族本身而言，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圆满或是悲剧性的。
  　　书中的《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都是研究和探索拓拔魏与汉文化直接接触后，在不同的转变阶段，所产生的不同问题和影响。
  
  　　在草原与农业文化过渡地带的长城外沿，在历史上形成了许多半农半牧的边缘地带。《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一文，即是探讨这些地区建立的经过，及草原民族进驻这个地区后，文化与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
  　　拓拔氏部族也曾在这些边缘地区居停，而且居停了较久时间。《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即讨论了拓拔氏部族在这个地区文化转变的过程，及其进入长城建立国家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分析了崔浩为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个人和他的家族，还有一大批追随他的中原士大夫的悲剧及其所形成的背景。崔浩之死不仅是崔浩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由文化的冲突转变成残酷政治斗争的悲剧。崔浩的悲剧发生后，他为维系汉文化持续而作的一系列著作的的都遭禁锢而失散，但他所记录其家族日常生活的《崔氏食经》，却意外地留存下来。通过《崔氏食经》，我们可了解到崔浩对中原士族生活的坚持，同时也对崔浩之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孝文帝拓拔宏对当时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所做的调整与重组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次决定，就是放弃原来的首都平城，而迁都到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讨论拓拔宏迁都的艰难历程，以及因迁都所引起的政治斗争中，牺牲王位继承人，造成了家庭的悲剧。孝文帝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仅牺牲自己的王位继承人，而且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另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投入另一种文化之中，就这种文化的本身而论，总是可悲的。
  　　孝文帝仓促间选定洛阳为他的新都，又迫不及待的从平城南迁，到他死后洛阳的建构工程还没有完成。参与洛阳新都建筑计划的人，也是拓拔宏最初改建平城时，各项工程的主持人。因此，平城都市建筑的某些特色，对洛阳新都的规建发生了影响。这是《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一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且借此说明，在文化的转变过程中，某些文化的因素未被转变而保留下来，可能酝酿出新的文化成分。
  　　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接触过程中，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生活方式，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两种通过互相的婚姻关系而完成融合。《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讨论的是拓拔宏利用政治力量，斩断中原士族社会牢不可破的婚姻锁链，使北方贵族和他们通婚。以彻底消除草原与农业文化残余的矛盾，提高北方贵族的社会地位。
  　　南北朝时，南北双方处在敌对的状态中。但事实上，这种敌对的状态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彼此间仍有间歇的和平共存，并且维持着外交关系，透过使节额的往来，使得南北间贸易与文化的交流不致中断，对拓拔魏文化的转变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所分析的主题。
  
•   逯先生的作品得以出版还真亏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放松，我们比上一被学者还是幸福了很多，青年时就可以看到台湾学者的成果，免得学术冲突哦~
•   台湾学者没有一元论的约束，多视角的观察会给读者很多启发。
•   帮朋友买的，他喜欢。
•   好东西，
•   国朝的博士到八十年代才开始招生，台湾则要等到六十年代，反正史学博士，除了在扩招的年月里，始终不多，不过抛开在美国培养的史学博士外，我们应该将土博士的论文和著作收集起来，看看到底是海龟的质量高，还是土鳖的质量高。
  当然，也可以将老博士的论文和新博士的论文拿出来，对比一番，都是有意思的。
•   逯先生的书大陆好像就除了三四本，，只得买
•   观点新颖，但是觉得作者的每个观点都应该再发发力更深入一些，读得我有些意犹未尽，而且貌似某些章节的叙述有点儿重复。
•   可能看看他写的饮食书会有没那么沉闷
•   内容观点还不错，年代方面有些硬伤
•   　　行文粗疏，结构散乱，洞察欠缺，颇有散文之风，当以随笔视之。唯书名佳妙，惜乎名实不符。北魏文化变迁自有其地理、政制、外交、货币、赋役、均田、部族势力与建国理想之要素在焉，以婚姻、家庭、饮食、胡汉心理之角度悬揣，岂不浅乎？
•   　　 寒假在家，吃喝玩乐的诱惑太多，以至读书的精力与速度大不如前。一本仅300余页，内容不算佶屈的《从平城到洛阳》，竟让我读了10天。想来颇为惭愧。此书是台湾学者逯耀东的代表作，在大陆学界可谓声名早著。但正应了那句古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读毕此书，这一点感受是最突出的。
  　　
  　　 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副标题已揭示的十分明晰——“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实际上是探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接触、对抗、融合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并不新鲜，中国传统称此为“夷夏之变”，研究的学者很多，但路数大都相近，比较侧重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改造和转变。直到晚近，随着人类学对游牧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深入，这种研究才出现了新的变化，最新且具体的成果可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一书。应当说逯氏此书仍然没有脱离此前研究这一问题的传统路数，虽然作者极力避免传统史家固有的华夏文化优越感，对游牧文化并未极力鄙视，但在论述文化接触产生的问题时，却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过分对立，让人感到两者的鲜明差别与格格不入，拓跋魏文化的转变，终究不过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这样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多少是让人难以完全信服的，特别是他忽略了对游牧文化与社会本身的关注与体察，使所得结论，不免失之偏颇。又，按作者自序言“这些问题是香港新亚研究所五年读书与工作，与后来回到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最初几年相继完成的”，则时间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人类学的成果还未及时引入历史学研究之中，故而对此亦不能尽是苛责。
  　　
  　　 本书名为“从平城到洛阳”，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并不是一有机体系，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和《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两篇直接涉及城市研究。当然，作者名此书为“从平城到洛阳”，约莫乃是以平城指代北魏前期文化形态，洛阳指代北魏后期文化形态，由平城到洛阳，正可见拓跋魏文化之转变历程。但关于此一命题，实际也无需特意指出，孝文帝改革所含鲜明的“华化”色彩，自然让人感到北魏前后期文化的不同与演变。倒是作者个别处（如以崔浩、婚姻为例）着力展示此种文化转变的细节，让人感到还不失此名之寓意。
  　　
  　　 本书共收录9篇文章，首篇《导言》对此后各篇内容进行了概括，读后可知本书各篇之梗概。附录《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申明南北朝史籍所见“边荒”之由来。此外，较初版而言，增添了《<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一文，欲由《崔氏食经》证见崔浩之世族政治理想。除此三文外，其余各篇均是与北魏历史密切相关之专题研究。不过，自我感觉全书所录文章，有几篇不是在结论上值得商榷，就是在史料上有待推敲（相较而言，《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和《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二文尚属佳作，所论让人信服），像《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两文，其一，论述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区分过于明确，让人生疑，将北魏前期历史理解得过于单一，也不合于史实；其二，将瓯脱一词，硬套现代“非军事缓冲地带”一词，解释得也有些不伦不类，实际上瓯脱、边荒之词，用其本意即可，不必大费周折，强加诸多现代成分。又，新增《<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一文，立论颇显牵强，《崔氏食经》与崔浩《食经》及《齐民要术》所引《食经》是否一致，作者论证得十分粗糙，有文章指出《食经》乃南朝作品，罗列史据，更让人难以信服作者之见。又，本文主体申言《食经》所见南北饮食之不同，末了硬是附会于崔浩的世族政治理想，明显有偏题之嫌。凡此种种，皆是我对此书所论备以歧见之原由。
  　　
  　　 本书所论各题固然可以让人争鸣，作者之说亦可自成一家之言。但让我由衷失望的是，本书史实错误极多，常有前后不一、人名讹误、年代失次、族望缺考、统计不当之虞。例如:
  　　
  　　拓跋恂代拓跋恂（当为宏）前望祭吊，p15;
  　　
  　　代郡是今山西蔚县（当为河北），p34；
  　　
  　　《吊比干碑》，碑阴共分四十列（当为四列），p138，页下注2；
  　　
  　　司卫监河南郡忸于劲（当为万忸于劲），p142；
  　　
  　　《世宗纪》正始二年（521年）的诏书称“男女怨旷，务令媾会”（当为正始元年，504年），p183；
  　　
  　　拓跋氏的婚姻范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统计神元至孝文前期后妃的姓氏，共有五十五人，其中功勋八姓十二人，汉人十七人，其余三十二人则属于内附诸姓与四方诸姓，详见本章附表。（按12＋17＋32≠55，我查附表知功勋八姓只有7人，如此总数为56人，仍多一人，不明何故），p190；
  　　
  　　以《新唐书》卷六十二《宰相世系表》校之，则知（卢）植生毓，毓生珽，珽生志，志生谌，谌生偃，偃生玄，玄生度世，度世生敏，敏生义禧，义禧生愻，愻生文构、文机，从植到文构刚好十三世（按此系从植到文构只有12世，中脱卢邈，当为偃生邈，邈生玄，方为十三世），p215；
  　　
  　　《元勰妃李媛墓志》（当为李媛华墓志），p224；
  　　
  　　定丰王元延明（当为安丰王），p226；
  　　
  　　崔逞玄崔休（当为崔逞玄孙崔休），p230；
  　　
  　　王肃妻郭氏与陈留公主并列（当为王肃妻谢氏）；博陵崔氏的崔挺、崔休，（按崔休为清河崔氏），p236；
  　　
  　　北魏遣殿中将军法佑通宋（当为殿中将军郎法佑），p258；
  　　
  　　 类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不知此是由作者原版讹误，还是中华书局的简体版校勘失察所致。本书《出版说明》：“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核对了原书中的引文，对征引疏漏及排校错误作了适当订补和修正。”看来，中华书局的编辑们是只注重了引文，忽略了正文。
  　　
  　　 此外，本书在学术规范上也显得十分粗略，诸多引文未标出处，使读者难以自核；前人研究成果引述亦不到位，只略微谈及了逯氏的几位业师之作，让人难免不起门派之见。这些都使我对此书的评价大打折扣，故而引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来概括本书读后之感。
  　　
  　　 在读本书之前，我曾翻看了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对北魏早期历史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田先生于史料极为贫乏的拓跋部落时代，钩沉发微，充分发挥已有史料之内涵，详加考辩，在此之上并加以合理推测，勾勒出北魏早期历史之轮廓。其论虽不免争议，但至少在学术规范与引文核实上读者无可置喙。相比逯氏此书，二书一论北魏早期历史，一论北魏晚期历史；一者侧重政治、军事，一者侧重文化、社会，一则揭示拓跋由部落而国家，一则揭示北魏由草原而农耕。览此二书，对于北魏一朝之大事当有一简要了解。无奈，逯氏此书水平略逊，加以舛错特多，故而不作特别推荐。
  　　
  　　 ps：我在读本书《导言》时，有一鲜明感受，若让田先生以逯氏之笔名之其书，或可叫作《从盛乐到平城》，与本书恰为姊妹篇。
  　　
•   　　《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是逯先生的一篇名文，并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生活与文化》卷，可见也被认为是台湾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代表作之一。
  　　
  　　逯文有两个基础性的论断：
  　　一是认为《齐民要术》所引《食经》即是崔浩所作《崔氏食经》。
  　　二是认为《食经》中常见的『奠』是指『祭祀时的供品』。
  　　由此展开，逯先生对崔浩的儒学家风和世族理想作了颇多发挥。
  　　
  　　不过，在我看来，这两大论断全都有问题，至少缺乏必要的考辨。
  　　
  　　 《齐民要术》所引的《食经》不著撰人。《隋志》中所载食经，除《崔氏食经》四卷外，尚有佚名《食经》十四卷、二卷、十九卷三种，《食馔次第法》一卷（栾调甫认为即《要术》所引《食次》），《四时御食经》一卷，《太官食经》五卷，《太官食法》二十卷等，多为南朝作品。何以证明《要术》所引必为崔氏所作？
  　　 《齐民要术》研究专家缪启愉先生即认为此《食经》并非崔浩所作。原因有三：1.《食经》用材多南方物产，菜肴多南方食品，南人口味更浓厚。2.《食经》多吴越方言。3.《食经》滥用假借字，行文简阙不明。另外，《北户录》卷二《食目》中载有许多『南朝食品』和『《经》云』的食品，有不少和《食经》相同。因而《齐民要术》所引《食经》不可能为大儒崔浩手笔，当为南朝人作品。（详见《<食经><食次>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及《齐民要术校释》相关注文）
  　　 逯文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探讨，作针对性的反驳，实在是一大缺陷。
  　　
  　　 『奠』字在《要术》中，集中出现于所引的《食经》、《食次》文字。逯文以为是指『祭祀时的供品』，同样值得怀疑。关于这个相当费解的字，缪启愉先生辨之颇详，兹不俱引，仅列其结论：『奠是装盛食物的容器，因亦称其装盛法为奠。……多种的奠法，无非是各种不同的盛供方法而已。』（见《齐民要术校释》相关注文）
  　　 缪先生并没有指明『奠』是何种器物。其实，『奠』即是后世之『碟子』。《北户录》所载与《食经》相近的文字中有『果奠合子』一词，即『果碟盒子』，是在盒子中放置多个小型的果碟。《晋书·桓温传》：『温性俭，每宴唯下七奠盘茶果而已』。『七奠盘』，即是《书抄》卷142引《志怪》所谓『七子盒盘』，与六朝史籍中常见的『五盏盘』、『五盌盘』相似，都是大盘子中放置小碟子，数目有五、七之不同而已。现已有出土文物证明其制。连盒（或盘）带碟，称之为『樏』。余嘉锡先生云：『樏之为器，其形似盘而有盖，又似盒，中分数隔。一隔之中，别置小盘以盛菜，如今之碟子，为其便于洗涤液，故谓之樏。樏之为言累也。盒为母，而碟为子，几隔则为几子。』（参《世说任诞篇》笺疏）
  　　 明乎此，则之缪氏所云『奠是装盛食物的容器，因亦称其装盛法为奠』的为确论。逯文不加详辨，汲汲于攀附儒家祭礼，不亦怪乎？
  　　
  　　 总之，逯氏此文立论之基础皆有问题。以此出发，敷衍大文，吾未见其明也。
  　　
•   　　一本书，又不厚，又不是非常之学术……为毛，为毛这么贵，为毛？
  　　不过看一看扬之水的新书，那么薄薄一本￥66，字小行稀……于是我忽然释然了，超脱了，出离了……难道扬之水老师现在已经到了神仙级别？好了我说这种话怕老师的拥趸揍我。还不如文革呢，自然社科好书很多，又都很便宜。。这话又欠揍了。虽然上次在数典参加专家网谈会，北大的教授很推此人，但是毕竟我不感兴趣……唉扯远了。
  　　我喜欢这位鲜卑族帝王，一直以为他君临天下，魄力无双，够狠也够智慧，一切尽在掌握。（大约是小说看多了）但是看看此书分析，也感叹下，英雄有时候就是被别人逼上梁山的，并且英雄总是人间留不住。作者的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大意是，孝文帝为了自己国之发展，把全族推向汉化，这固然有其利于生存的一面，但是对于鲜卑文化本身来说，毕竟是可悲的事。
•   　　抱着很大的期望来看，但是没有看到想看的。与想像中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有很大的差距。
  　　逯耀东先生是著名的美食家，书中《食经》那一部分的确写得前无古人。
  　　
•   　　 本书主要的论题是，北魏入主中原的这段时间内，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怎么形成的。作者以文物典章为经，历史人物和事件为纬；前者主要讨论了饮食、婚姻、外交、建筑等方面，后者主要围绕了以崔浩为代表的中原士族在北魏前期的经历，以及孝文帝迁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进行论述。
  　　
  　　 虽然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史料的发现近年并不很多，但作者在整体研究思路下，能够对传统的史料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解读，为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讨论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例如，作者对于崔浩被杀一事，在列举了史料所载的响应南朝和佛道相争这两种说法之后，进行了精细的辨析，接下来从崔浩本传和其他史料中整理分析此人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发现了崔浩所介入的政治冲突背后体现出来的代北大族和中原世族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对立，最终得出崔浩的死因，并指出之一事件的标志性意义。
  　　
  　　 本书对史料的另一处创造性运用的例子是对崔浩所著《崔氏食经》的研究。此书当下无传，但作者经过缜密考证，从《齐民要术》中找到了直接引用《崔氏食经》的证据，以这本传世文献来研究北朝的饮食文化。通过与其他史籍的比较，作者认为《崔氏食经》的写作带有文化和政治目的，并从菜品的制作流派和数量中窥见了北朝世族的日常生活图景。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功夫，非要扎实的考据功底和富有才华的历史想象力相配合才行。
  　　
  　　 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如何在无法进行田野工作的条件下仅依靠史料进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窃以为要点有二：首先要广泛占有现存史料，并能够进行综合梳理；其次，要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成熟研究框架的指导，创造性地利用史料。
  　　
•   芝加哥时期以此书为参考书，印象非常粗浅。
•   　　逐条对过，许多人名时间之类，上下文同引不误，只一处误，则明显是是编辑审核的问题，这很常见，可作勘误表，拿来评论书就过分了。
  　　
  　　“本书在学术规范上也显得十分粗略，诸多引文未标出处，使读者难以自核”---不知所指为何，书中所有引文都用小一号不同字体标出，且与正文上下空出一行，一目了然，就我所见，正文中字句截取引用也都列明出处，态度是很严谨的。
  　　
  　　见解可有不同，虚心受教就是，过于钻牛角尖，则未免舍本逐末。
•   書裡錯誤真的不少，頗為驚訝。略舉幾例，以警讀者。
  P. 227
  肅傳稱年三十八歲卒於壽春，時在景明二年（501），由此推溯到太和十七年，則王肅奔魏是年二十三歲。
  （王肅生於：501-38+1=464，太和十七年為493， 493-464+1=33歲。當為筆誤。）
  P. 227
  由此可見王肅受高祖寵眷，而且這時他又年輕，妻子沒有隨同北來，因為奉詔尚陳留公主。
  （《魏書》明明說王肅尚陳留長公主不在高祖孝文皇帝朝，而在其子世宗宣武皇帝朝，在499年下半年。）
  p. 234
  在下嫁北來的南朝宗室大族的十五位公主中，嫁晉朝宗室後裔的有四個，他們是司馬彌絕、司馬楚之、司馬躍、司馬朏，……蕭齊降魏的宗室如蕭受、蕭烈、蕭權、蕭寶卷等亦公主。
  （司馬彌絕為司馬彌陀之誤，蕭寶卷是蕭寶夤之誤。蕭權根本是史無其人！）
  p. 236
  王肅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肅於太和十七年（493）奔魏，其妻亦隨止於壽昌，壽昌為魏所轄，後王肅尚陳留公主，其妻一直留在壽昌，至王肅臨終前才趕來奔喪，可是這確實是十年以後的事了，由此可知，王肅雖沒有因尚公主而出妻，而事實上卻是分居的，在世宗夫人《王普賢墓誌》後，王肅妻郭氏與陳留公主並列，並沒有庶長之分。由王肅妻與兒女被阻入京的情形看來，也可以作為拓跋氏公主下嫁而“出妻”的一種解釋，更可以為拓跋氏初期所行的一夫一妻制作一個註解。
  （這裡錯誤連篇：壽昌當為壽春，郭氏當為謝氏，應是筆誤。謝氏沒有隨王肅投奔北魏，隨止於壽春，自然也沒有滯留在壽春一事。王肅明明在壽春去世，謝氏與其子女趕來壽春奔喪，而非如作者所言是“其妻一直留在壽昌，至王肅臨終前才趕來奔喪”。謝氏與其子女被阻入京的事情屬於揣測，沒有歷史依據。事實是王肅為謝氏在洛陽造了正覺寺，讓其在那裡生活。何來被阻入京一說？）
  那些筆誤，不知應該怪中華書局的編輯還是作者本人。對於王肅史料的解讀錯誤，肯定要怪作者本人的了。雖然是小錯，但是讓我很懷疑書中的其他史料，是否也像王肅例子一樣錯誤連篇。把基本的史實搞清楚，不是治史的家們的基本素養嗎？
•   余今读此文亦颇有同感。陆先生此文所论既有跑题之嫌，又缺乏精密考辩。特别是其对于相关史料之解读，似乎有先入为主之虞，前人研究成果，亦少有涉及，只提到几篇业师的文章，不免使人对其结论提出疑义。今读在兹兄此文，更增吾之所感。
•   尊师是？？
  现在觉得《食经》显然是南朝作品，奠应该是南朝的吴语
•   哦。。。我看到了“业师”二字，以为你是说你的老师呢，我赶紧一看里面引用的文献，都是钱穆啊谁谁的。。。
•   我是说，逯先生只提到了他自己老师的几篇文章，不是指我个人。言语不当，以致误解。
•   哈哈，吓我一跳。。。
•   呵呵，我这水平，哪儿能得像宾四先生的师傅。另，如不介意，倒是愿闻在兹兄出于山大何人门下？
•   入了还没出。。。
•   呵呵，这话答得妙。。
•   “『奠』即是后世之『碟子』”。 ——这个话总感觉欠妥
•   扬之水都快文化奶妈2.0了，赶紧抛售。
  小红，你们一个个读书都读得那么嗨，我小低谷呢。我读一本书的功夫我妈都读了三本多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T_T
•   所有的在读，在读状态都能持续一年以上…………
  谁也别嫌弃谁。5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