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群体研究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蔡明伦  页数：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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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停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与三十年前之中国几有天壤之别。变化无时不有，变化亦无处不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回首过往的三十年，中国历史学在承继前代之功与反思旧有之弊中不懈前进，其变化为学界有目共睹。一方面史学走出“家门”，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中国史学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史学遵循自身发展的轨迹，不断演化着学术转型，寻找本土化的学术路径。其中，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便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的崛起。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之兴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复兴，此已成史学界之公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迄今，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成就不言而喻，伴随着社会史领域一批优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学人迅速成长、成熟，开放的学术心态、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学科素养、明确的学术目标、新颖的研究视角、多维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则使得这个领域弥漫着浓烈的对话氛围和创新意识，充满着勃勃生机。　　面对史学领域的变化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静心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明晰，以下数端应是目前社会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一，社会史秉承“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坚持写出“底层的历史”，无疑是符合这一领域学术研究主旨的，但一味地、长期地目光向下，排斥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精英层面的关注，则有可能使社会史的研究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误区，犯下与传统精英史学相同性质的学术弊病，即重视一端，忽视一端，形成学术视阈中的盲点。

内容概要

当前，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注重长时段和整体史的研究，注重国家与社会及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将地方力量和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国家事务和地方社会的视角，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进一步细化，从更深入的层面进行考察，探求其中的个性、共性及畦代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明代言官制度　一、言官制度源流与明代言官建制　二、言官的职权　三、言官的选任　四、言官的考核和升黜第二章  明代言官群体的属性　一、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　二、明代言官的群体意识　三、明代言官群像第三章  言官群体与明代中央权力关系　一、言官群体与皇帝：谏驳与弹压　二、言官群体与阁臣：从协作到混战　三、言官群体与宦官：从对立到合流　四、言官群体之间：互纠与党争第四章  言官群体与明代地方政治　一、督抚、巡按的设置及其职掌　二、言官群体与地方官的关系　三、言官群体对地方政务的影响　四、言官群体与军事第五章  言官群体与明代社会风气变迁　一、明代言路习气变迁　二、言官群体与党争——以封疆案为例　三、言官群体与明代世风变迁　四、明代言官敢言成因与蜕变缘由．结语附表一  明代言官人物表附表二　嘉靖朝皇权摧抑言官一览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代言官制度　　一、言官制度源流与明代言官建制　　在明代，言官是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其组织机构为六科和都察院。由于六科多简称为省，都察院简称为台，合称省台。给事中又称谏官，御史也称台官，所以明代言官又称台谏官、台省官，或取六科给事中的科与十三道监察御史的道，合称科道官。明代以前，给事中掌“言”，被称为言官或谏官；御史主“察”，即纠察，被称为察官，共同对政治进行监督。到了明代，“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二者的具体职权虽有区别，但交叉重叠之处很多，均以言论为其职责；加上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台谏合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因而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合称言官。　　明代以前，给事中制度存在已久。“给事中”三字，原意为服务于内廷，“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据《晋书?职官志》载：“给事中，秦官也”，《文献通考?职官四》也说给事中是“秦置汉因之”，说明给事中创置于秦代。给事中在汉代并非正式官称，常为大夫、议郎的加官，凡加给事中者俱可在皇帝左右顾问应对。魏晋以降，给事中逐渐成为正式官称，其职掌同于汉代。唐代给事中隶门下省，掌封驳之事，即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违谬章疏，对政治有一定影响。宋代元丰改制前，给事中仅为寄禄官，元丰以后又恢复了封驳的职能。　　经过曲折发展，给事中到明代时已日臻完善。明太祖立国后，总结前代官制，完善了给事中的组织系统。为了强化皇权，明太祖革除了丞相制，分相权于六部，提高部权。他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而在中央设给事中之职，加以牵制和监督。洪武六年三月将六部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二人，品秩定为正七品（洪武六年六月改为从六品），独立地直接对皇帝个人负责。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更定科员，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八品，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共四十人，均为正九品。与前代相比，明初给事中员额有定制，共计五十八员，分工细密，且职掌和权力有了很大的扩张和加重。六科曾一度隶属承敕司和通政使司，以后又独立自成机构。建文元年，惠帝改官制，升都给事中正七品，给事中从七品。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留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一人。此后给事中的人数、品秩基本确定下来，直到明亡，变动甚微。　　给事中制度，经明代的极盛时期，到了清代，逐渐走向削弱乃至衰亡。清初仍沿明制，设有六科给事中，但职能逐步削弱。清前期君主一般比较精明强干，亲操政柄，不让皇权旁落，也不许朝臣干扰皇权。所以，到了雍正初年，便彻底废除了给事中封驳制度，将六科给事中合并到都察院。台谏合一的结果，削弱了给事中的谏议权、监察权，致使这一制度名存实亡，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御史之名始见于《周礼》，“御史之名，周官有之”，古籍中有御史“掌赞书而授法令”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御史为诸侯王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秦置御史大夫，始专弹劾纠察之职。汉代御史职掌与秦相同，居殿中兰台议事，故御史官署称为御史台或兰台。魏晋仍汉之制，御史台遂为监察机构名称。唐代御史台按职能分台、殿、察三院。明太祖建国，仿唐制设御史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在废除丞相的同时置御史台，并于洪武十五年改设都察院，隶御史于都察院。都察院始设时有监察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监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又置御史三人、四人、五人不等，秩正九品。洪武十七年，都察院建制初步确定，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四品。道的建置在永乐中有所变更，直到宣德十年才最后确定为十三道，一行省为一道，各道所设监察御史则为定员，其中浙江、江西、河南、山东道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道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道各八人，云南道十一人，共计一百一十人。另外，南京都察院有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分布是，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四道，每道三人，其他九道，每道二人，共计三十人。自景泰四年以后，由朝廷派遣地方的总督、巡抚等官，往往加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宪衔，隶属于都察院系统。由于明代督抚派遣并无定额，因此，直到明末，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实际上都没有固定员额。　　和前代相比，明代言官制度在性质、职权等方面发生了很大改变。明代以前，给事中和御史区别很大，谏诤规诲、封驳制敕是给事中的职权，纠举官邪、肃清吏治则是监察御史的主要职掌；给事中属门下省，御史属御史台；给事中主言为言官，御史掌察为察官。宋代渐开台谏合一之端，御史始兼言职，但言官并不得司纠举之任。到了明代，纠弹百官仍然是御史的主要职掌，“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同时御史的言事职权得以继承，明代虽不专设言事御史，但承宋制，论事谏诤成为御史的当然职责，“御史入台，逾十旬无言，有‘辱台’之罚”。明初君主也多鼓励御史直言谏诤。明代给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从表面上看其职权与唐宋言官的职权区别不大，均“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但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在其兼有的言谏和监察两种职权中，唐、宋固有的言谏职权弱化，而更偏重于监察，主“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这种变化在元代已开始，元代重御史轻言谏，不设谏官，言谏职能由御史兼任。明代谏无专官，给事中和御史均可行言谏之职，而给事中的纠弹职能得以强化，纠举官吏的违法失职，历来多为御史职掌，但明代给事中对百官的弹劾权与御史的纠弹权并无实质的区别。故于慎行云：“本朝给事中沿门下旧僚，主于封驳，各道御史沿台官之旧，主于弹击，今皆以纠劾为事，亦非设官之意也。”给事中和御史职权的混同，表明至明代，台谏合一的趋势加强。明末，孙承泽云：“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项，如宋时亦尚如此”，“后世有纠劾而鲜规正，盖以言官、察官浑之为一也”。　　和清代相比，明代言官在职权、地位等方面均有高出之处。清代言官建制与明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最终完成了台谏合一制度的变革过程。雍正元年，清世宗把六科“始隶都察院”，六科仅存的对皇帝监督进谏之权被取消，六科“有科抄而无封驳，一次奉依议之旨，即付施行。又使谏臣之职混合于台臣”，“其于主德之污隆，王言之得失，士大夫无纠绳之责”，其权力和地位大为下降。和明代设六科相比，清代仅“得其完具之躯壳，而不用其厉世摩钝之精意”。　　御史和给事中职权的演化，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密切相关，“御史最初不过掌记事，其权甚小，然为时愈后其权则愈重，盖御史者代表皇帝与中央以正官邪而肃纲纪也，故随中央集权之趋势与日并进，遂以扩张其职能。而言官（指给事中，笔者注）之发展趋势则适与此相反；盖言官掌谏议司封驳，所以防止皇帝与政府之专断也；皇帝专制与政府集权之程度则愈趋愈甚，言官之权乃因之而日见削减；其中关系实互为消长者”。　　此外，明代言官的组织规模与历代相比也空前扩大。明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共八人，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南京都察院长官和属官三十三人，加上带宪衔出巡的督抚，明代御史人数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远远超过前代。六科给事中制度由明代创设，其人员配备亦众，定额为五十八人。这样，在定制上明代言官总人数在二百人以上，成为历史上人数最多、组织最完备的监察队伍。　　作为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言官建制必然随着集权程度的深浅、官僚组织的伸缩而变化。君主专制集权到明代已达巅峰状态，与此相适应，作为君主耳目之用的言官制度也相应发展到极致，“其组织之密、职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明代严密完备的言官制度，将我国古代社会的监察制度推向了顶峰。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知道这本书，是因为知道言官。这本书没有读完，对于我来说，作者对言官的全面梳理是我买其的理由，它是一本参考书。
•   研究用书！
•   史料很丰富，但缺乏分析框架，问题意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