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中国40年代农村小说研究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王力  页数：141  字数：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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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赵树理与20世纪40年代农村小说视作密切相关的文学事件，互为镜像，目的在于借助典型个案透视现代文学秩序的形成与演变，借群体写作和阅读效应反思现代文学生产的风潮起落。赵树理在小说中反复叙述“农民中国”的渴望和焦虑，他无法将自己超越于农民之上，其执著与局限同在，热情与困境同在，审美价值与历史遗憾亦同在。40年代众多农村小说叙事旨在建构“现代中国”的美妙图景，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超越“农民中国”的叙述激情，最终导致了此后更长时期更广范围对农村现实和农民心灵的漠视。

作者简介

　　王力，(1968)，江苏徐州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并完成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江苏省社科联基金课题1项，在《文艺报》、《当代外国文学》、《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合著3部。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独特场域中的农民叙事
第一节 赵树理“农民叙事”的独特内涵
第二节 赵树理在40年代的被接受情况
第三节 赵树理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特殊互动关系
第二章 赵树理的农民情感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精神资源
第一节 农村景物：“一种认识性的装置”
第二节 赵树理农民情感的矛盾性
第三节 赵树理小说对“新的美学观点”的疏离
第三章 赵树理的问题意识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叙事主旨
第一节 “问题”叙事的农民经验主义内核
第二节 迫切的时代问题意识对历史纵深感的消解
第三节 农民苦难的主题化表达与生活化还原
第四章 赵树理的农民语言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叙事张力
第一节 “熟悉化”策略建构的语言共同体
第二节 故事空间变动与国家观念的变化
第三节 情节模仿与小说叙述模式的变迁
第五章 赵树理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文化隐喻
第一节 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与评书体小说叙事
第二节 现代政治象征系统的“民间化”叙事
四种知识谱系的对话（代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即使他们会投入起义、暴动或者革命，那也是为了重新实现稳定的现实生存，这就是其农民理性的精神渊源。这是一种经验思维方式，建立在日常生活直观和主体自身感受基础上，它缺乏逻辑实证分析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满足于日常应用的实用思维。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立足于（或者说是拘泥于）农民对于世界秩序和自我生活理想的想象中，其思考的参照系统和思维定势都隐隐指向与“国家”既相吻合又明显有异的内涵，所以才常被冠以“小农”之类的称谓。　　40年代农村小说叙述农民革命故事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农民必须有政权体制的保障才能有物质的满足，所以农民应该支持这种能保障生存的政权体制，而新的政权体制也必须能充分体现其保障农民生存的立法者、执法者的公正职能。知识分子关注农民是因为只有发动农民支持新政权，“现代中国”才有一个真实而巨大的历史主体，他们与现代政治话语的言说者一起在为“现代新中国”的建立而努力；而赵树理想象的“现代中国”则更具农民色彩，是一种“农民中国”图景，其间的差异值得思考。赵树理总是让党的工作人员迅速出现并解决问题，然后让农民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体现了某种“乡村自治”的意味。他的小说中即使出现了以现代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也仍然遵循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也就是《邪不压正》、《三里湾》中农村党员显得形象苍白、行动乏力的原因。如果再联系他在大连短篇小说创作会议上“农村不需要共产主义”的发言，就应该知道这种观念并不是突发的，源于对农民生存状态长期一贯的深刻理解，这是他创作的基本价值参照。这种站在农民文化立场上写作的特殊姿态，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话语场中独树一帜的地位。解放区政治话语的中心目标是“国家”，同时因为叙述“国家”的作家主要是五四新文学的后继者，知识分子在接受政治话语引力的同时还保留着相对独立的话语权，这使赵树理的创作一开始就处于吁求权威话语认可支持的弱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