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袁咏红  页数：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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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启超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密不可分；梁启超的生平经历又与日本紧密相连。无论是戊戌政变前，还是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都在苦苦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与缺憾，主要原因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难度颇大。本书作者有幸接触到未刊《日文档案》，为此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带来了机遇。《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在这些资料及其他有关重要日文资料的基础上，以梁氏十余年的行止为主轴，并贯穿梁氏对日本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再现梁氏在此期间奔走呼号与上下求索的历史本相。

作者简介

　　袁咏红，女，1971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浙江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论著数部。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多次参与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等研究。

书籍目录

序言
内容提要
绪论
第一章 隔海观花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日本崛起
 一 维新后的制度改革
 二 跻身强国之列
 第二节 对日本的初步认识
 一 认识途径之
 二 认识途径之二
 三 认识途径之三
 四 师法日本的必要
第二章 梁启超与日本政界的关系
第一节 逋逃日本
 一 日本伸出援手
 二 梁启超抵达日本
 第二节 梁启超向日本政界求助
 一 日本国内政局变化
 二 与高层人物的联络
 三 与其他重要人物的往来
 第三节 日本政界人士对待康、梁的态度
 一 不为“秦庭之哭”所动
 二 礼送康有为而容留梁启超
第三章 夹缝中的苦斗
 第一节 康有为、梁启超与革命派
 一 保皇会的复政努力与勤王谋略．
 二　康、梁对待革命派态度的歧异
 第二节 东瀛设帐
 一 梁启超与横滨大同学校
 二 创办神户同文学校
 三 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第三节 梁启超与留学生
 一 对留学生的鼓励与支持
 二 梁启超对留学生的影响
 第四节 政闻社及二辰丸事件
 一 梁启超指导政闻社
 二 因二辰丸事件引起曰方猜疑
第四章 梁启超访问台湾
　第一节 访台动机
　第二节 言行与态度
第五章 梁启超与“二十一条”
 第一节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一 城下之盟的出台背景
 二 “二十一条”之交涉梗概
 第二节 梁启超的艰难抉择
 一 再次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二 如椽巨笔劲扫侵华谬论
第六章 梁启超的日本观
 第一节 梁启超对日本政体的认识
 一 宪政之路的求索
 二 对日本宪政模式的借鉴
 第二节 梁启超对日本文化的认识
 一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二 梁启超对日本主要启蒙思想家的认识
 三 对日本流行的西方思想的传输
 第三节 梁启超对日外交思想
 一 以联曰为主的戊戌一一辛亥时期
 二 以“防曰”为主的一战时期
结语
参考文献一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林权助虽为梁启超逃亡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人物，但其回忆如与原始档案不符，则不足为信。林权助的叙述为数十年后的回忆，不免有错误及不准确的地方，而《梁启超年谱长编》采用其说，不得不说是一件颇令人遗憾的事。 林权助的叙述与真实出逃经过有出入。另外，林权助说：康有为逃到上海，“在上海呆不住了，求助于梁，亡命到日本来”。这一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康有为是先到香港而后到日本的。 梁启超逃离日本公使馆时，是日本驻天津的领事郑永昌带他离开的。因此，对于梁启超的出逃过程与情节，毫无疑问郑氏应当最为清楚。根据郑永昌1898年9月30日给外务省鸠山外务次官的报告，梁启超虎口逃脱的经过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伊藤博文、林权助决定救助梁启超之后，把梁交给恰巧从天津来的郑永昌领事，郑氏“遂带梁启超回天津，并于领事馆内滞留数日。计划使梁乘坐9月27日由天津港出发之玄海丸渡往日本”。直到9月25日晚上九时，“本官（郑领事自称——笔者）偕同梁启超及日本人两名，皆换着猎装，于下午九时前后，悄然由紫竹林乘坐那船出发。”但是，他们的运气并不好，被北洋大臣之小蒸汽船“快马号”追赶。蒸汽船“快马号”的速度较快，凌晨二时，在新河近旁追上了梁启超、郑永昌等人。“快马号”中，有清国之警备官员、带枪士兵及其他支那人二十余名。于是双方争执起来，清廷官员称郑氏的船中有康有为一党潜伏，而后“不顾本官（郑领事自称——笔者）之辩解，强施暴力，以缆绳揪本官之船，欲强引至天津。”其结果是使梁启超、郑领事的船只向天津方向航行了两町余。郑氏与清廷官兵争论两个多小时后，清廷官兵做出了让步，双方最终约定：清国警备官员及带枪兵士，移至郑领事的船中以为警备，等船行至塘沽再做论判，而“快马号”蒸汽船则驶向天津报告情况。直到早晨七时，郑领事的船只到达塘沽。接着，登大岛舰的详细过程为： 本官（郑领事自称——笔者）之船至塘沽，时值早晨七时许。本官之船行经帝国军舰大岛号之侧时，本官挥帽求其出迎。军舰即刻放下小船，清国警备官及兵士见状欲逃走。本官逼问警备之官员应按约详加论谈，警备官员答曰已无必要，遂移至他船，仓皇离去。本官无奈遂乘大岛舰之小船，与其他三人至大岛舰稍事休息。其后，留梁启超于大岛舰，本官同另两名日本人至塘沽停车场。先由“快马号”急报，直隶总督荣禄为缉捕要犯，特遣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营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吕宗祥三人及带枪兵士三十余名，于上午九时半许至塘沽停车场等候。闻报康有为已逃至大岛舰，聂士成大感失望、愤怒，定要赴军舰捉回要犯。王、吕两氏连连劝告不可，遂止。本官与聂、王、吕三人同乘下午三时发之汽车归天津。回领馆后特备书信，责问清国官吏因何对日本领事之举动无礼，并照会海关道应给予相当之处置。时至今日，尚无任何之回答。其后，清国犯人之搜捕愈加严密，现今将梁启超移至商船，当为极危险之举措。当仍留于舰内。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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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在未刊《日文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梁启超十余年的行止为主轴，并贯穿梁启超对日本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再现了梁启超在此期间奔走呼号与上下求索的历史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