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开明 我与中青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王久安  页数：365  字数：332000  

前言

久安将自己多年写就的文章结集，拿来让我作序。我既诚惶诚恐，又觉责无旁贷。为何？因从年龄上、资历上说，他是我的前辈。他入“开明”时，我还没出生，我入“中青”时，他已是多年的老处长。晚辈给前辈作序，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我与他共事将近三十年，虽不能说朝夕相处，但相互间心无芥蒂，惺惺相惜。即使在我工作出现失误，被人误解误传莫名难辩，处于极端困难处境的一段时间内，他都从来没有对我失去信心和信任，从来没有失去对我的遵从和尊重。我从极端状态下，认识了他的人格和人品。久安，既是他的名字，也是我以及出版社甚至是出版界许多熟知他的同道给他的爱称。    大家对久安的爱，是他对出版社的爱和对出版事业的爱换来的。    记得1982年我来社工作时，久安作为发行处长，除了带领着一班正规发行队伍外，还带了一帮孩子。这些孩子，作为出版社的子弟，由于“文革”，没能在学业上深造而在家待业。为解决出版社职工的这一后顾之忧，久安毅然出面组建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邮购部，把出版社家属中所有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创业，自己当起了孩子王。这些生瓜蛋子是久安看着长大的，不是叫叔叔，就是叫伯伯。后来，又有一个名气很大的潘晓中的一位加入进来。队伍大而思想活跃，管理不易。但久安不辞辛劳。他多年从事发行积累的经验和自开明继承而来的服务意识派上用场，在他的带领下，中青社这个小集体一时干得风生水起，在出版界都有了名气。当年的那些小青年，如今多已成长为中青社的发行骨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出现了新的情况。出版社增多，竞争加剧，出版物发行量大幅波动并急剧下降。久安想出办法应对。他率先在全国的新华书店搞起了中青社的特约经销。所谓特约经销，就是在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搞中青版图书的专柜陈列销售。由于形势变化加剧，特约经销盛极而衰。久安又联合业内人士在全国突破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传统，将图书的发行权从新华书店拿回出版社自己手中。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出版界自办发行的先河。    自此，久安开始了他在出版界发行改革的冲刺。由他挑头并参与组织的“社科七联”开始活跃于京城，继而扩充为“社科十联”，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终于发展为全国性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此订货会年复一年，不光是中国出版界社店沟通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亦成为中国出版界全体出版人的一个盛大节日。久安活跃于其中，穿针引线，上下左右沟通，常年投身于这项工作的繁杂事务组织，任劳任怨，乐此不疲。久安的名字，被更多的出版人知悉，亦成为许多喜欢他的出版界朋友对他的爱称。    久安退休后，离开了中青社这个大院，却进入了出版界这个大圈儿，在更大的一个平台上得以施展着身手。他参与了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将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推向了极致。他好像比从前更忙，偶尔会在出版社露个面，打个招呼，问个好，就急匆匆像一阵风走开。那一头白发，一脸的善解人意，成为久安的标志和品牌。他默默地为出版社做了许多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记忆最深的，一件是结合图书订货会所需，编了一本全国出版社发行单位名录。出名录本有规定，像中青社是没资格的。久安愣是不辞辛苦地攻关，为中青社争取到了出版这本书的特许。于是，这本本不起眼的小册子，竟也连年再版，成为发行渠道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第二件是他促成了周振甫先生文集的出版。周先生原是老开明人，后在中青社工作几近二十年，由编辑成长为大学者。“文革”后调往中华书局。他八十岁时，老朋友黄伊有意将他的作品辑在一起找个地方出版，但无果。久安热心地将这件事揽下来，找我和浩增游说，我们最终用十卷精装本的出版回应了久安的这番情意。    其实，久安的热情，几乎无所不在。周先生的事，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多少年了，他似乎成了老开明人的联络站、牵线人，也成为老开明精神的布道者。他曾给过我许多工作上的建议，也曾帮我做过许多事涉老同志切身利益的思想工作，每每遇到社里某项工作的决策，他都会反馈我来自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中青社的老干部工作一直做得比较好，在团中央和出版业界，名声远播。这其中，应该说也有久安的一份功劳。    久安退休后，人并没有消停。他应聘工作，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同时，开启了他自己书写的生涯。这种书写，有两层含义：一是写文章。他隔三差五地写出书评、动态、简讯、回忆等文章。特别是忆及老开明的人和事，忆及中青社人和事的文章，大受编辑的欢迎。这本集子，就是他这些年写作心血的结晶。二是苦练书法，他的书法水平大长，备受亲友和同事们的好评。我的新书研讨会上，久安书写了一首诗并装裱送我，，那飘逸的王体让人心旷神怡，更有直抒胸臆的诗句让我陶醉：“身为中青人，俯仰两无愧”。    诗言志。    久安爱开明，爱中青。    我要说，我爱久安。    胡守文    2011年11月17日于京城养拙斋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汇集了作者在开明和中青时期从事发行工作的许多回忆文章，有讲述开明书店从创办发展到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的过程；有许多开明老编辑如叶圣陶、夏丐尊、顾均正、徐调孚、周振甫、叶至善、张志公、吕叔湘的故事；也有讲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红旗飘飘》等优秀作品的故事；还有作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开创出版社自办发行新局面以及创办北京图书订货会等一系列活动，以改变读者买书难，书店买书难，出版社出书难的局面。受到出版行政部门和出版协会的表彰，先后获得中国韬奋出版奖和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的荣誉。本书附有100多幅珍藏多年的老照片，其文字和图片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浙江绍兴人，1929年出生。技术副编审。1946年~1952年在开明书店从业。1953年~1989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科长，出版发行处副处长，发行处处长及经理部副经理。担任中国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十余年。曾获第七届中国韬奋出版奖和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荣誉称号。

书籍目录

发行记实：
不要把书籍和一般商品等同
急读者之需，想书店之难
应当重视图书宣传工作
大力发展图书邮购工作
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读者买书问题——在成都发行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出版社联合办书市的启示
对改进出版社发行工作的几点设想
出版社联合办书市和图书交易会的几点经验和体会
“十联”牵手共拓发行
路是走出来的，还应当走下去——从图书交易会谈到图书批发市场
……
出版记事：
人物记真：
往事记情：
附录：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开明的上层领导，原是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董事会中的一些董事，他们当初向开明投资，原是为了帮助开明做大事业，并非想从店里拿到多少红利，因此对开明前途的关心，也大都出于使开明能在新社会中多做贡献。在这样一个群体里，希望开明新生的愿望，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开明的经理人；随着店中地下党员身份的公开，青年团支部和工会组织的相继成立，店内政治空气得到加强，在大家的影响下，书店很快做出决定，在当年10月，襄理朱达君和校订部主任顾均正二人去北京找出版总署的领导，此时总署的领导包括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三位，都是当年开明书店事业的积极支持者或参与者，自然对开明目前的处境格外关心，对开明的要求必然会采取支持的态度。经过磋商，1950年2月，开明董事会正式具文向出版总署申请公私合营。总署4月份就批复，批文说：开明过去为人民出版过好书，对出版事业有过贡献；但按目前国家经济情况，以及开明现有资金、物资和所拟出版计划看来，尚可应付，不需要国家投资。既然开明书店迫切希望国家领导，可先进行公私合作，由出版总署、董事会、职工三方面各出三名代表，组成业务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业务的机构，并要求开明立即将上海总店和编译所迁京，以便就近合作。 这无疑给开明吃了一颗定心丸，开明同人闻讯喜出望外，迁京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北京东城区西总布胡同甲50号的一座大院，成了总管理处的新址，距离东总布胡同10号的出版总署只有几百米，十分方便。不久，业务委员会开始筹备，董事会聘请出版总署沈静芷、金灿然、史育才三人参加，开明书店也委派章锡珊、范洗人、傅彬然三位董事，只等职工代表民主产生后即可成立起来。 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负责干部会议 1950年，开明领导人为了统一思想，提高全体干部认识，并讨论今后发展大计，决定于这年6月17日至7月7日在北京举行一次全店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这是开明书店建店二十五年以来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一次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总经理范洗人、协理章锡珊、襄理王伯祥、朱达君，编辑部副主任徐调孚，校订部主任顾均正，《进步青年》（《中学生》）杂志主编张明养，《开明少年》主编叶至善，出版部主任唐锡光，外版部主任王知伊以及洪光仪等4位职工代表，钟达轩等12位分店经理，总共37人。协理周予同、总编辑吕叔湘、特邀代表欧阳文彬、覃必陶和台湾分店经理刘甫琴等8人，因故未能参加。 会议自6月17日开始，大会推选出主席团，负责主持会议的进行，代表们划分为若干小组，指定小组召集人，举行了多次预备会：20日晚间邀请张明养同志作“业务为什么要服从政治”的报告；21日晚间又请原开明同人时任出版总署期刊司副司长的傅彬然同志谈同人学习问题；23至24日各小组讨论公司组织大纲和组织系统表。

后记

我学习写短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中青、中少两社还未分开，我发现王府井原来的一家少年儿童书店，忽然改成了服装店，对此很有看法，便写了一篇短文给《人民日报》，建议重新恢复这家书店，给少年儿童一块属于自己读书买书的小天地。想不到这篇文章竟见了报。不久，王府井又重新出现了少年儿童书店。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我感到报纸确是人民的喉舌，为人民说话。从此我与报刊结了缘。慢慢地从给公开发行的报刊投稿，扩展到给新华书店的内部刊物《京所通讯》和《图书发行》投稿。因为我考虑有些出版信息和想法登在书店内部刊物上针对性更强。想不到《京所通讯》的主编沈志刚却对我的稿子很感兴趣，认为来自出版社的信息和意见，对全国新华书店系统的业务人员很有帮助，希望今后多多给他们写稿。从临时性的新书推荐到每年年初的中青。中少两社的出书计划，他都一一为我刊登。社内有人戏言我成了《京所通讯》的“专栏作者”了。此外，由于我在1985年以后参加了书市和订货会的组织工作，与新闻界朋友接触较多，记者们对这两项活动都很有兴趣，希望年年办出新意，有新的亮点，便常常来找我，要我报道些新措施和新的想法，我便又与他们结了缘，成为朋友。并借此机会写点中青、中少出版的新书和两社举办活动的信息，当然都是很短的，两三百字，不占多少版面，他们也乐于刊登。于是《红旗飘飘》《红岩》《革命烈士诗抄》《革命烈士书信》《诗词例话》《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系列》《少年百科丛书》《爱的教育》等图书和举办青少年读书活动、创办《青年文摘》杂志的信息便经常出现在《新闻出版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中国青年报》上。我十分感谢那些报刊的编辑和记者们，他们曾为我们两社做了近两百种新书和刊物的免费宣传。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动笔写起了回忆开明书店的文章。那时中国出版科研所的叶再生同志(他原是我的老同事)，知道我曾经在开明书店工作过，要我写一篇有关开明书店优良传统的文章，说是科研所准备在湖南召开一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邀请我去参加，但必须先交一篇有关文章。我听后惊恐万状。一再表示我从未写过这类文章，无法应允。但他坚持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请的人很多，商务、中华的都有人答应写了，开明的还没有，有人推荐你写最合适，希望你不要推辞。”我只好答应试试。经过努力，总算写了一篇七千字的稿子。老叶就发了请柬，去湖南大庸参加了会议。后来出书时也把我的这篇文章编进去了。此后，我又进一步总结开明的优良传统和经营作风，写了一篇《开明书店的成功之路》，寄给了《出版发行研究》。文章见刊后，出版界前辈王仿子同志特地写信来鼓励我，要我继续再写这方面的文章。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仿子同志。正是他的一再鼓励，使我写了多篇回忆录。他曾在一次来信中提示我：“不要以为自己‘水平太低’，能写出来就好。我是小学水平，一直自认‘不是摇笔杆子的材料’，挣扎着也写了不少。我们这一代人，如能把过去的事记录下来就好，好在‘存真’。”2007年，我写了一篇《“应运而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请他提意见。他在回信中特别强调要“放手写，写充分，应该把话说完，不留遗憾！因为不可能再有人另写一份作为史料保留给后人了！”我就根据他的意见，重新作了补充修改，再请老署长宋木文同志提意见。宋木文同志看后，提了重要意见，并推荐我到《出版史料》发表。让我特别感动的是，王仿老在九十高龄时，还亲手从书柜中找出五册《开明通讯》，供我参考。我如获至宝，便又写了几篇回忆开明的文章，送给一贯鼓励我写稿的《出版史料》执行主编吴道弘同志。不久，便陆续在《出版史料》上发表了。    2010年，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85周年，我萌发了要写开明书店编辑们的故事的想法，得到社领导支持，同意先在本社内部刊物《中青出版通讯》上发表征求意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已将25位编辑的事迹都陆续写出发表了。社内一些同事们看了，认为有点史料价值。建议我结集出书。开始我不敢想，但受到社内外朋友如王瑞、李建国、张振启、叶小沫、蔡云、洪鹏、邓中和、张正、李硕儒、李钊平等同志的一再鼓励，我鼓起勇气，向社领导提出出书的希望，立即得到总编辑胡守文等社领导的支持，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王伊伟与许欣同志的精心安排和装帧设计。胡守文同志还为我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又承王寒柏、崔凤祥、丁兆峰、蔡云、陈浩增、李建国、马立新等许多同志的帮助，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而且印装设计都很精美而富有新意。特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还要顺便说明两点：(一)书中不少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结集出书，仅作了些必要的文字修改，难免仍会有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二)文章中所登的个人照片，有的是家属提供的，有的因未能取得联系，只好用我自己收集到的图片转载，特此说明，请予原谅！    作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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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开明、我与中青》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