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刘静  页数：300  

内容概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晚清“诗界革命”虽然是中国近代诗歌自然演进的结果，但却在“神”、“形”两方面受到了日本启蒙运动的影响。早期创造社诗观的形成得益于日本文坛对于“新浪漫主义”的追捧，与白桦派也是相联系的。穆木天们“纯粹诗歌”理论的确立与创作实践根植于日本社会的西学东渐风尚及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过滤。左翼诗潮与日本普罗列塔利亚艺术运动更是具有清晰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刘静，1964年生于重庆，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抗战文史基地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新诗和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曾任日本国立九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院访问研究员。曾获“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校“学术骨干”等荣誉称号。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五项，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有《新诗艺术论》（独著）、《美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副主编）等。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革故鼎新的启蒙序幕 第一节“新意境”的营造 一 东瀛诗变革的标杆效应 二“更搜欧亚造新声”  三 欧洲“真精神”的文化变异 第二节新体诗之新形式 一“言文一致”的成功范例 二“我手写我口”的新开拓 三模仿与创造的先导意义 第二章昂扬澎湃的主情诗潮 第一节邂逅厨川白村 一“新浪漫主义”的接收 二推崇“情绪主观” 三“生命的文学”的构建 第二节与白桦派的碰撞与交融 一无政府主义的浸染 二共鸣：主情文学观 第三节《女神》：别求新声于异邦 一“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 二泰戈尔文名风行一时 三 有岛武郎：惠特曼激荡郭沫若 第三章 日本际遇与“纯粹诗歌” 第一节穆木天的《谭诗》 一诗坛“散文化”与“纯诗”引入 二《谭诗》诞生探源 三“纯粹诗歌”辨析 第二节《旅心》与《红纱灯》 一穆木天人生体验与诗情迸发 二 关东大地震：冯乃超走向文学 三“交响”中的“物哀”因子 四“纯粹诗歌”的艺术探索 第四章参照与共振：红色风暴 第一节波澜壮阔的左翼诗潮 一 从普罗派到中国诗歌会 二 对日本的关注与学习 三“在新的舞台上合奏” 第二节鲜明的泛政治色彩 一强调“政治首位性” 二对政治抒情诗情有独钟 三诗人团体政治化和宗派情绪 四 政治代言人情结与“大我”抒情方式 第三节诗歌大众化 一“大众”一词阶级意识的获得 二 中日“大众化”讨论及诗坛实践 三左翼诗坛的通俗化探索 第五章铁蹄下的呐喊 第一节伪满诗坛的民族界域与乡土观照 一被扼制的咽喉 二反抗与乡土中的民族之根 三 民族界域内外的诗歌 四 倒置与反观中的“日系”诗歌 第二节台湾诗坛的失语与变革 一 旧体诗的延续与转型 二 日治与新诗流变 三跨越语言的诗人 第三节少数民族诗人的浴血合奏 一 以独特音符融入民族大合唱 二“鬼”形象及其文化寓意 三 民族情结淡化与国家认同 结语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创造社诗歌创作没有形成自己的倾向和艺术特色。留日时期他们在兼收并蓄的文学方针下，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文学思潮，而对于厨川白村鼓吹的“情绪主观”的接受和推崇又使创造社对这些文学思潮表现出明显的好恶和取舍。如郭沫若对象征派、未来派和印象派持反对态度，认为“象征派和印象派是顾影自怜的公子”，“都是摹仿的文艺”，未来派只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只叙事，不抒情，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但对同属现代主义的表现派、立体派则持肯定的态度。郭沫若1920年3月30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谈到他和田汉在福冈同游太宰府归来，在火车上朗诵美国立体派画家兼诗人麦克斯·韦伯的《瞬间》时，边念诗边说“最妙，最妙，不可译，不可译”，表现出一种五体投地的欣赏神情。对表现派，郭沫若赞叹道：“德意志的新兴艺术表现派哟！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寄以无穷的希望。”个中原因就在于表现派主张表现外部世界在人的内心世界引起的自我感受和主观情绪，所以郭沫若与之产生共鸣。 与此同时，日本“新浪漫派”的创作特征也给予创造社很好的艺术启迪。当时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员都是年轻人。“牧羊神会”就是以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为中心。如吉井勇和谷崎润一郎24岁，木下奎太郎、北原白秋、长田秀雄和平野万里25岁，高村光太郎27岁，这些作家主张青春的权利，提倡艺术至上，以主情、崇美和个性化为基本创作特征，表现出浓厚的唯美主义特色。以至于甚至有论者认为，日本的新浪漫主义主要就是指唯美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创造社，使这群文学青年在“新浪漫主义”所囊括的诸多欧洲文艺思潮中，对唯美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陶晶孙曾自诩说“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为晶孙”。这其实是指他有较重的唯美主义倾向。这方面郁达夫也十分突出，他说：“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郭沫若也曾公开宣称：“就创作方面主张时，当持唯美主义。”而田汉与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曾有过较密切的交往，创作上受其影响颇深。田汉自称，在他的艺术历程中，有过一个唯美主义的阶段，即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和永久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周作人对创造社作家的评价是，“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自然，对唯美主义的青睐使他们更自觉地在创作中强化主情倾向，将自我表现推向极致。 创造社对西方浪漫主义也表现出了十分的神往，其原因在于欧美已经偃旗息鼓的浪漫主义文学在19世纪末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潮，而创造社成员留学的20世纪初，日本虽浪漫主义高潮已过，但眷念尚存。对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热潮非但没有停顿，反而由于“新浪漫主义”的兴起和追捧热潮出现而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据资料显示：“日本当时译介的作品大多属于浪漫主义作品，虽然当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品很发达，但是并没有作为重点来译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创造社作家得以在直接接受厨川白村和日本新浪漫派影响的基础上，又综合了在日本广为传播的尼采、柏格森、斯宾诺莎等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哲学家的理论，从而激发了他们对于生命现象和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层思考。他们从尼采和斯宾诺莎那里获得了自我探求的动因，并应和时代潮流，焕发出了空前的以文学张扬自我和抒写生命活力与苦闷的主体性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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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