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哲学追问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　主编  页数：443  字数：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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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朱葆伟、赵建军和高亮华主编的这本《技术的哲学追问》是创新方法战略丛书之一。全书收录论文共计26篇，内容涉及：学科史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技术本体论与知识论，技术观，技术的伦理与政治问题，特定技术的问题。

作者简介

赵建军，男，1961年生于新疆石河子，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硕士、博士，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研究，前后主持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地方委托课题，出版专著、合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哲学年鉴》以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理事、中国创新方法研究会理事，全国党校系统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东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朱葆伟，194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哲学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合约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价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学会理事等；《德国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东北大学学报》等刊物编委。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价值论和伦理学。主要论文有：“技术时代的价值论与伦理学基础”(1998)，“知识意义的变化”(1998)，“价值判断与社会科学研究”(2000)，“科学技术伦理：公正和责任”(2000)，“知识经济”(2001)，“关于哲学的问题研究”(2003)，“工程活动的伦理问题”(2006)，“工程活动的伦理责任”(2006)等；合著有《价值学大辞典》、《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工程哲学》等。
高亮华，1963年生，湖南益阳人。1988年北京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起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担任编辑，1995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企业文化研究部负责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科研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哲学；产业哲学与产业文化；高科技战略管理；大学科技创新与产学研结合研究，企业文化与管理研究。著有“技术理性问题研究”、“技术的伦理和政治意含”、“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等。

书籍目录

前言
    一  学科史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技术哲学：已经怎样？又将怎样？
卡普、德克斯与技术哲学谱系
“道”“技”之间——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
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技术哲学
日本引进西洋技术史中的文化对应
“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的当前进展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产业哲学
马尔库塞美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从2004—2009年的Techne特刊看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近况
近五年技术哲学研究述评
    二  技术本体论与知识论
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
工程范畴的生存论根基
技术知识：定义与模型
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思考
    三  技术观
技术理性的合理性考量
理性与合理性
解读技术非中性论
新卢德主义技术垄断思想解析
    四  技术的伦理与政治问题
技术失控与人的责任：论弗兰肯斯坦问题
关于技术伦理学的几个问题
工程伦理学的路径选择
面向技术风险的伦理研究
    五  特定技术的问题
一种新的技术哲学范式
影像分析中的文化现象学
建筑师的原始伦理责任
自主创新的地方性与全球性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寻找和开发一种能够适用于技术文化中的各种典型的道德问题和社会冲突的伦理学”已经成为摆在技术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一方面，“传统哲学和当代应用伦理学似乎都不能有效应对当代技术文化的高度动态化的特征。这是因为，它们对技术人工物和技术系统的道德含义没有足够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当代STS研究虽然在近十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技术转向”，打开了技术的黑箱，深刻地揭示了技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然而，当应用伦理学表现出某种“技术一盲目”的特征时，STS中最具影响的研究进路出现了“规范性缺失”，对伦理学展现出不可知论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 面对这样一个困境，许多技术哲学家将希望寄托于实用主义。他们认为，“实用主义将其对技术与社会共同演化的核心见解，共享于科学、技术研究中。但是，实用主义与STS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对有关的规范性内涵进行了认真的伦理学思考”，因此，实用主义伦理学应当比传统伦理学更具备应对技术时代的伦理问题的能力。 1.技术与伦理 Hickman指出，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传统实用主义学者拒绝存在先验真理的形而上学理论以及存在启示真理的宗教理念。他注意到，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今天仍然大量存在，不仅在环境哲学的一些分支中十分繁荣，而且在关于生物技术的普遍性争论中起着重要作用。Hickman认为，只要我们继续诉诸于基础，不管这些基础被映射到空中还是根植于大地，那么当前这个快速变化的技术景观中的问题及其未来，都将不会得到足够的应对。Hickman还为实验自然主义或者工具主义进行辩护，这里的工具主义以杜威的广义技术概念为核心，也就是工具和技术。他认为，杜威将思想实验看做是“戏剧演练”的观念对于生物伦理学的解决问题和决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Maartje Schermer和Jozef Keulartz以体外受精为例，研究了新技术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传统生物伦理学应对技术发展的方式。他们分析了体外受精在道德责任、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等方面已经引起的变化，并对生物伦理学中出现的关于体外受精的争论进行了概述。这些争论确实已经表现出一些实用主义迹象，但是，Schermer和Keulartz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的实用主义进路，并阐释了这个进路将对体外受精的争论有什么意义。他们指出，体外受精技术已经导致了新的胚胎、新的医学实践（生产性实践而不是治疗性实践）、以及新的（家庭）关系的出现。目前，虽然与母体分离的胚胎作为一种新的胚胎，已经在生物伦理学中得到深入讨论，但是，治疗性医学实践向生产性医学实践转移、以及新出现的家庭关系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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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哲学追问:北京技术哲学论坛文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