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探微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卢佑诚  页数：203  

前言

　　我从事古代文论研究工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爱好。上大学时，特别喜欢古代文学，觉得有无穷的魅力在吸引着我，但我又不知道它的魅力何在？于是就想从古代文论中去寻找答案。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作为中文系出身的大学生，只是研读了历代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史，不学点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古代文学这门主课，实际上只学了一半！”（陈良运先生为邹然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写的《序》中语）一开始也就仅仅寻找答案而已。但渐渐也就有了兴趣。二是教学的需要。我为学生开设两门课程：“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界都知道中国的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有很大的区别，它具有感悟性、诗意性等特点，很不确定，要想准确把握比较困难。在教学中，首先教师自己必须搞清楚，然后才能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前者是趣味使我热爱这项工作，后者是责任使我必须做这项工作。　　在古代文论研究中，第一个原则是阐释的准确性，力求客观真实。这一原则首先是对基本概念力求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由刘桢诗漫话文气》《论“势”体势、气势、理势》等。其次是对文论家的思想力求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窥意象而运斤”——钟嵘“直寻”说新解》《试论孟子的文艺接受思想》等。再次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文论思想力求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先秦两汉诗学概论》等。第二个原则是价值评价。即对古代的文论家的思想观念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出现代的价值判断。如《“持人情性”与“吟咏情性”——刘勰、钟嵘诗学观比较》认为刘勰侧重教化价值，钟嵘侧重审美价值；刘勰侧重对群体意识的认同，钟嵘侧重对个性情感的抒发；刘勰导向现实世界，钟嵘导向内心世界；刘勰多继承，钟嵘多趋新。《曹丕的文学价值观新论》认为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恩格斯把但丁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曹丕第一个冲破儒家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勇敢地呼唤文学自身的价值。

内容概要

　　在古代文论研究中，第一个原则是阐释的准确性，力求客观真实。这一原则首先是对基本概念力求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由刘桢诗漫话文气》《论“势”——体势、气势、理势》等。其次是对文论家的思想力求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窥意象而运斤”——钟嵘“直寻”说新解》《试论孟子的文艺接受思想》等。再次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文论思想力求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先秦两汉诗学概论》等。第二个原则是价值评价。即对古代的文论家的思想观念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出现代的价值判断。如《“持人情性”与“吟咏情性”——刘勰、钟嵘诗学观比较》认为刘勰侧重教化价值，钟嵘侧重审美价值；刘勰侧重对群体意识的认同，钟嵘侧重对个性情感的抒发；刘勰导向现实世界，钟嵘导向内心世界；刘勰多继承，钟嵘多趋新。《曹丕的文学价值观新论》认为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恩格斯把但丁称作“中世纪　　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曹丕第一个冲破儒家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勇敢地呼唤文学自身的价值。

作者简介

　　卢佑诚（1949—　）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中文系教授。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六安教学点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六安师专、皖西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要从事于古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4年9月安徽省人事厅、教育厅授予“安徽省模范教师”荣誉称号。2006年，所授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被安徽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书籍目录

自序基本范畴研究由刘桢诗漫话文气“窥意象而运斤”——钟嵘“直寻”说新解“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古代解说种种论“势”——体势、气势、理势“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一种审美规律的中国揭示批评家研究试论孟子的文艺接受思想试论先秦道家学派的文艺价值观曹丕的文学价值观新论“持人情性”与“吟咏情性”——刘勰、钟嵘诗学观比较钱钟书的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批评史研究先秦两汉诗学概论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赋、比、兴”成因臆说中国文学发生论桐城派研究戴名世死因新说方苞与颜李学派刘大槐的“息争”论姚鼐与汉学桐城“三祖”古文理论比较梅曾亮“民慵”思想述论试论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八蔽”说《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说学术争鸣及其他也谈“神思”与“沉思”兼及其他刘勰论文是否“真正受玄学本体论影响”——与张海明同志商榷是“重组”还是无根游谈——与林继中先生商榷文学阅读类型假说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两点看法后记

章节摘录

　　由刘桢诗漫话文气　　魏晋南北朝文论、诗论多言“气”。曹丕首揭“文气”说，此后刘勰、钟嵘沿用之，并有所发明。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宋代苏辙主张为文养气，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槐提出“神气”说。这些只是择其要者而言，其实在浩繁的文论、诗话著作中用“气”来论文评诗的俯拾皆是。因此，“文气”说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但由于“气”这个概念本身比较抽象，加上评论家们有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甚至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它，意义也会不同，因而使我们今天研究它，碰到不少困难，异议也比较多，笔者不揣浅陋，欲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企图来探索其中的一些奥秘，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以求得同志们的指教。　　历代论诗，认为建安诗最有“气”。如刘勰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篇》）严羽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沧浪诗话》）元好问说：“邺下曹刘气豪。”（《自题中州集后五百首》）方东树说：“五言诗以汉魏为宗，用意古厚，气体高浑。”（《昭昧詹言》）　　而建安文人中，又以刘桢诗最为有气。钟嵘说：“魏文学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诗品上》）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中说：“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陈祚明说：“公干诗笔气隽逸，善于琢句，古而有韵。比汉多姿，多姿故近；比晋有气，有气故高。”（《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刘熙载说：“公干气胜，仲宣情胜。”（《艺概·概论》）近人陈延杰也说：“公干诗气特苍郁”（诗《品注》）。　　因此笔者打算由刘桢诗人手来谈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