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出版时间：2005-5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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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仔细读了它的上编。下编是跳读的。很不错的一本书，资料特别丰富，从中了解了新诗发轫期一些有趣的笔墨官司及其它。北大学者做学问最大特点就是在资料上“竭泽而渔”，每一章的注释都多到令人汗颜，书末列的参考文献也多得惊人！总之很扎实，所以能从中获得的新发现和新思路、新线索特别多。收获不小啊！
- 似乎在目前的文学史教材叙述中，自胡适的《尝试集》开始的现代“新诗”，差不多在“第一个十年”中就是一整块的，虽则有着风格的不同，但仍然可以通过“三阶段论”的提法依次编排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姜涛在这本论述新诗的书里，把基于整体印象的这种划分称为“杀猪式”处理。那么，《“新世纪”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是如何处理“新诗”这个棘手的问题的？
如本书题目所示，这并不是一本探讨新诗或现代诗具有什么“本质”的书；恰恰相反，作者希望通过对“新诗”发生时的外部物质环境以及围绕新诗的争论和实践所形成的文学场域来为“新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刚开始的历史时期进行定位。因此，与其说本书探讨的是“新诗”，不如说是“新诗话语”。虽然“上编”关注整个社会机制方面的条件，而“下编”相对来说较为重视关于“新诗”本身的探讨，但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断裂感并不如作者自己所称的那样大，整部论述都与“就诗论诗”的方式有很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是否有必要划分两编，在我看来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上编伊始，作者就指出了“新诗”话语的形成，在发表制度上具有怎样的土壤：“无论是报纸发表，还是诗集刊刻，旧体诗文的既有传播空间，构成了新诗发生的基本背景。”（页21）然而，发表和传播不仅仅是一个“阅读空间”的生产，更重要的是，“新诗”借助印刷媒体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读者的阅读行为就为一种新式的现代人格和内在情感体验的创生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将郭沫若的《女神》与胡适的《尝试集》看作一个线性的叙事，可以说顺其自然：甚至《尝试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女神》的导引。这就是作者所说的：“读者通过阅读《女神》获得了一种被普遍分享的‘代际经验’。”（页62）这种“内在性的主体”的确立，贯穿了新诗的各个层面，不论是写景还是写情、论理，现代文学史上的“心事”发萌期都强烈地在主体感建立的意义上区别于古典诗歌。（页117）针对“新诗”的鼻祖《尝试集》，作者指出：
胡适新诗构想的三个层面呈露出来：“实验”的态度，表达的是一种先锋可能性立场；“作文如作诗”的方案，涉及的是诗歌与“现时”历史的关联；而白话诗的提倡，则主要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变革。（页132）
问题来了：在“主体感”建立背后，隐藏着一种诗歌固有的张力，这戏剧性地体现在“新”和“诗”两个词之中。作者指出，在胡适这里，由于新/旧的二元对立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读者对《尝试集》的接受往往与胡适对白话文的强调联系起来，而由此压抑了“诗/文”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当时有人指出，对“新诗”的讨论“都偏重于诗的作用价值，及诗人的修养……却于诗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论”（参页117），就显示了一个无法排遣的矛盾心态——通俗点讲，就是没有章法。甚至是文艺多在多年后卫现代诗定下的三条创作原则（也就是他所说的“戴着镣铐跳舞”），也并不受到广泛认同——记得有不少人指出，闻一多自己根据三条标准创作的诗歌也不见得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会为“现代诗”到底是什么样子争论不休，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不久前出现的“梨花体”算不算诗歌问题。作者指出：
胡适等人是依靠“新/旧”的对立，来追寻一种“正统”，建立一个新诗坛的，而在新一代那里，“诗/非诗”的逻辑，开始成为重整诗坛格局、重新确立“正统”的新的区分工具。（页204）
可以想见，如果把对“诗歌”的审美规范意义上的话语建构纳入进来，一种同样线性发展的从《尝试集》到《女神》的叙事就有可能抹煞了“新诗”初创时别样的可能性。早期新诗突出说理、写实等等因素，虽然受到种种挑战，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的积极可能恐怕也随着后来的诗歌“审美机制”的建立而消失了：
“血与泪”表面上是对文学经验的单一性强调，但在功能上却能打破固有的诗美空间，扩大诗歌的经验范围，叶圣陶等人对作为诗歌泉源的“充实的生活”的重视，其实就是将新诗的前途，寄托在对现代复杂经验的介入上。（页199）
然而，更为复杂的是，作者指出胡适《尝试集》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纯化”的过程，对于“打油诗”和“律诗”的排斥显现出这本诗歌集的某种内在的眼光，而正是这个先在的眼光导致了“新诗”话语的确立无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悖论之中：
摈除“打油气”恰恰使“白话诗”符合了一般的诗美规范，使白话新诗更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其“诗体解放”的总体叙事也有了合法性基础，而新诗发生时其粗糙的美学活力对一般“诗美”规范的冲击，便不得不被牺牲了。……
无论是律诗的排斥，还是“打油气”的摈除，《去国集》与《尝试集》“第一编”中的编选过程中，某种自我“纯化”的机制被悄然启动，在“纯化”中，“诗体解放”的总体叙事或是被正面呼应，或是得到了曲折的助益。（页141）
在“尝试”的态度过去之后，读者不得不询问“诗歌”的审美标准到底在哪里；然而，问题毋宁说在于，甚至在“尝试”之前，一个挑选的眼光已经存在，如果说“律诗”的排斥相对来说理直气壮，那么，“打油诗”的摈除就颇为暧昧，甚至打油诗的缺席使《尝试集》本身注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打油诗集”。作者指出：“新诗作为历史的创生物，是对另一种美学可能的追寻，但既有的诗歌‘期待’仍是其阅读的前提，这就形成了某种‘标准’的错位。”（页112）或许，“心事”在初创时期的内在困境致使他至今未能走出缠绕的“审美规范”的界定，但需要看到的是，在“什么是诗”这个问题下，如果看不到其背后的内部场域形成过程以及外部机制的塑形作用，当其发生的历史时刻被遗忘，人们就难免重新用一种新型的对古典诗歌的肯定来否认“心事”的合法性：这背后恰恰忘记了，对“古典诗歌”的阅读机制已经无形中由“新诗”话语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