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评传

出版时间：2006-08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傅新毅  页数：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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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独步千古的佛门大师。对玄奘的评价从来就陷于这样的怪圈之中：人们赞叹其“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惊人业绩及由此所带来的客观效应，却讳言甚而贬抑其“截伪续真，开兹后学”而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所可能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在今天，走出反智主义的自我陶醉，重建知性的空间，已成为东亚传统回应现代性挑战的必由之路，我们需要激活的恰恰正是玄奘寓求道于求真的精神！《玄奘评传》充分利用藏经文献，并参考了大量海内外研究成果，力图从思想史发展的动态进程、特别是唯识古今学的演进脉络中来对玄奘思想作出系统的清理与准确的定位。在对玄奘生平的若干疑难之点重新予以考辨的基础上，《玄奘评传》特别就“八识”、“种习”、“识变”等唯识学基本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海德格尔说：“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这是本书致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

　　傅新毅，1970年生，浙江桐乡人。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约二十篇。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一章 玄奘传略第一节 出家游学一、少年出家二、遍参讲筵三、誓志西游第二节 西行求法一、越宪首途二、万里孤征三、誉满五天第三节 译经弘教一、东归中夏二、译布梵典三、开宗慈恩第二章 八识第一节 识、阿赖耶与阿赖耶识一、心、意、识二、“阿赖耶”的双重语义三、阿赖耶识何以成为必要第二节 阿陀那识与阿赖耶识一、作为执受识的阿陀那识二、作为种子识的阿赖耶识三、《成唯识论》中“阿赖耶识”之语义第三节 玄奘所传“八识说”的构造一、阿赖耶识（一）所缘与行相（二）相应之心所二、末那识三、前六识第三章 种习第一节 种子说的缘起一、业与业力的存续二、随眠与缠三、经部的种子说第二节 种子六义与能、所熏四义一、种子六义与名言种、业种的分别二、所熏四义与能熏四义三、同时因果与异时因果第三节 本有与新熏一、种子本有说二、种子新熏说三、本新并建与性习之辨第四章 识变第一节 识显现与识转变一、唯识所现：从瑜伽行实践到认识论原则二、pratibhasa（显现）与vijnapti（识）三、阿赖耶识之为显识与识转变第二节 识四分与识能变一、带相说与所缘缘的成立二、自证理论与识体四分三、识能变：三能变的架构第三节 相见同、别种与三类境一、因缘变与分别变二、相见同种与相见别种三、三类境：性境、独影境与带质境征引文献索引重要人名索引作者自识

章节摘录

　　第一节 出家游学　　一、少年出家玄奘俗姓陈，名神，玄奘是其法名，门人则多尊称其为“三藏法师”。　　祖籍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自其祖陈康迁居于洛州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玄奘即生于此，故居在今缑氏镇东北凤凰谷谷东之陈河村。玄奘家世曾颇为显赫，传为东汉末年太丘长陈定（仲弓）之后。高祖陈湛，于北魏任清河太守，曾祖陈钦（《行状》作“山”），任北魏上党太守、征东将军，爵封南阳郡开国公。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礼部侍郎，食邑河南，遂定居于缑氏。至其父陈慧，虽早通经术，曾举孝廉，先后出任陈留、江陵等县令，然因隋政衰败，不久即解缨返里、隐居以终，故于玄奘少时，家道或已中衰。其母宋氏，为洛州长史宋钦之女，育有四子一女，次子出家东都洛阳净土寺为僧，法名长捷，一女适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张氏，至玄奘晚年（显庆二年，657）方得重见，玄奘则最少也。　　关于玄奘之生年，自梁任公先生以来，学者多有争议。盖玄奘之卒年，除《旧唐书》本传外，均载为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之逝，朝野为之震惊，当不应有误，其生年即依其世寿而逆推之。惟其世寿大别略有四说：一、五十六岁，此依《旧唐书》本传：“显庆……六年卒，时年五十六”，按高宗于显庆六年三月丙申朔改元龙朔，是即龙朔元年（661），此说之谬，固不待言。二、六十三岁，此依冥详所撰《行状》：“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花，……”由此逆推，玄奘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陈垣先生即持此说。三、六十五岁，此依《续传》本传：“麟德元年，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由此逆推，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杨廷福先生力主此说，现已为国内学界所普遍采用。四、六十九岁，此依刘轲所撰《塔铭》：“麟德元年……至二月五日夜，……俄而去，春秋六十九矣。”由此逆推，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梁启超先生首倡此说。　　《塔铭》由刘轲作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系汇集“三藏遗文传记”而成，上距玄奘辞世已逾百七十年，于前述诸记载中最为晚出，任公先生谓：“塔铭虽晚出，而所记最得其真，在本书（指《慈恩传》——笔者）中可得切证。”实则并非如此，正如杨廷福先生所指出的，“即以六十九岁来对勘《传》、《状》、《碑》、《录》、《表》中的年岁记载，就没有一处相合。”此中最有力的反证，在于郑善果事，虽杨廷福先生亦已及此，惟其考订似有若干失当处，故再略考如次。　　《慈恩传》与《塔铭》均载玄奘十三岁于东都洛阳出家，《慈恩传》更谓，时幸赖大理寺卿郑善果赏识，方得不次录取，《行状》亦有此说。若以玄奘世寿六十九而推之，则是年应为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查二《唐书·郑善果传》，有云：“及朝京师，炀帝以其居官俭约，莅政严明，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各赐物千段，黄金百两，再迁大理卿。”“尝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炀帝赐物千段、黄金百两。再迁大理卿。”郑善果之任大理卿，是在“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之后，惟年代未详。再查《隋书·樊子盖传》，则云：“授银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诏曰：‘……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于是进位金紫光禄大夫，赐物千段，太守如故。　　”两相对照，可知郑善果与樊子盖之被举为天下第一，当在大业三年（607）。惟《隋书·郑善果母传》、《北史·郑善果母崔氏传》复谓：“炀帝遣御史大夫张衡劳之，考为天下最。徵授光禄卿。其母卒后，善果为大理卿，……”，准是，于大业三年郑善果考为天下第一后，先被徵授光禄卿，及其母崔氏卒后，方任大理卿。按《仪礼·丧服》，“父卒则为母”，齐衰三年，隋文帝开皇初，诏修《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其丧纪，上自王公，下逮庶人，着令皆为定制，无相差越。……凶服不入公门。……齐衰心丧已上，虽有夺情，并终丧不吊不贺不预宴。”郑善果父郑诚早年战亡，郑善果由其母崔氏抚养长大，故必有服丧三年之定制，其任大理卿，一般应在服除之后，如是大业四年，其似无可能在大理卿任上，自然亦不能引度玄奘出家。所谓六十九岁之说，由此当难以成立。　　杨廷福先生力主六十五岁说，为陈援庵先生所推许，以为“殆可定论”，故国内学界多所取之。笔者详覆其说，认为或尚有可商榷之处。其一，杨先生谓《续传》可靠、《行状》不可靠，盖《续传》出自与玄奘同时之佛教史家道宣，而“冥详《行状》较后出，系据《续传》与《慈恩传》而成”，恐为先入之见。查续、宋二《僧传》，道宣曾两次奉诏人玄奘译场，一在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返国初开译场于弘福寺之际，其并在玄奘首译《大菩萨藏经》时任“缀文”，然不久似即离开译场；二在显庆三年（658），玄奘徙居西明寺，早此被任为西明寺上座的道宣奉诏参译，然次年玄奘即以翻译《大般若经》故，移居玉华寺，故玄奘与道宣之间，很难说有杨先生所谓的“过从之密”。至谓“道宣既是一位注重佛教史实的学者，对于‘一代大师’玄奘的年寿，似不致率尔搞错”。则显为笼统臆断之论，固无待言。　　再就《行状》论之，作者冥详，生平不详，然其中有云：“以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二十五日，还至长安。……若斯法师，还国已来，于今二十载。”则显然作于玄奘辞世之当年即麟德元年（664），不仅早于《慈恩传》，且早于道宣之《续传》，所谓“《行状》较后出，系据《续传》与《慈恩传》而成”，实为不察之辞。又，正如印顺法师所指出的，“《行状》说及敕葬而未及葬事”，是颇可注意者。按：玄奘卒于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行状》曾提及“又奉勋旨：故僧玄奘，葬日宜遣京城僧尼造幢，送至墓所”一事，依《慈恩传》，是为三月十五日，惟对此葬事，即《慈恩传》等所记四月十四日葬于泸水之滨白鹿原一事，《行状》则有“冥详预表其事”之语，而其所提及的最后日期，是玄奘卒后“六十日”。由此可见，《行状》之撰作，应在玄奘卒后六十日至四月十四日即玄奘卒后七十日之间，且作者很有可能曾亲历了玄奘的身后事，故对此的记载亦极为详尽。综上所述，《行状》而非《续传》，乃是最原始、最可信的玄奘传记。　　其二，陈援庵先生之主六十三岁说，“盖综合诸家记载，惟武德五年满二十岁，即二十一岁，及麟德元年寂之说，唯能统一，校者（指《慈恩传》校者——笔者）即根据此说，推算为六十三，而又与《行状》合也。……假使迁就六十五岁说，则必将诸家统一之武德五年二十一岁说全数推翻，乌乎可！”此说甚是。按：谓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年满二十”或“二十有一”者，有《行状》、《续传》、《慈恩传》等，谓武德五年（622）玄奘于成都受具者，有《行状》、《慈恩传》、《塔铭》等。依僧律，沙弥年满二十岁方得受具足戒而为比丘，如为中土所奉行之《四分律》即云：“若比丘年满二十，当受大戒。若年未满二十受大戒，此人不得戒。”玄奘年满二十即二十一岁受具足戒，正合僧律，而诸家记载包括杨廷福先生所推信的《续传》都明言其为武德五年（622），如此下推到麟德元年（664），玄奘正为六十三岁，反之，若其卒年为六十五岁，则武德五年受具之时应为二十三岁，这不仅于史传无征，更与僧制不合。六十五岁说之症结，盖在于是。对此，杨先生的解释是，“武德五年系三年之讹”，“据陈援庵先生《校勘学释例》的‘形近而误’，‘五’每易误为‘三’。”也就是说，玄奘受具之年应为武德三年（620），时玄奘二十一岁，如此既合僧律，又与六十五岁说相符。然则，在没有充分文献或实物依据的情况下，断然否定一切现存文献“武德五年”之记载，无乃过于独断！合上所论，笔者以为，虽六十五岁说亦有一定的依据，尚未能全盘否定，不过，正如陈援庵先生所谓，最为“审慎”可靠的结论，还是六十三岁说，准此逆推，玄奘当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即公元602年。　　玄奘幼时，父亲陈慧即授之以传统的儒家经典。据传八岁时，父亲为其讲授《孝经》，至“曾子避席”段，玄奘忽然整衣而起，父亲惊问其故，对云：“师有问，曾子即避席起答，今我受父亲教诲，又岂能安坐！”对玄奘之早慧，其父惊喜不已，以为其将来必有所成。然玄奘之经业并未能持久，母亲宋氏早年亡故，大约在十岁那年，父亲陈慧亦弃世而去。遭此变故，玄奘无以为生，遂随其兄长捷法师入东都洛阳之净土寺，成为一名少年行者。　　十三岁（一说“十一岁”）时，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敕至东都“恒度”，即举行定期的度僧。玄奘因年龄太小，未能人选，立于公门之侧，为善于鉴识人才的郑善果所发现，经询问，得知玄奘也想要求度，复问其出家意欲何为，玄奘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善果对玄奘的志向与器度都深为嘉许，遂破格录取了他。这样，玄奘便得以在净土寺出家为沙弥，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佛门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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