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抉择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迟福林  页数：395  

内容概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迟福林开始进入改革研究领域。这20多年来，迟福林一直从事改革研究。无论是在中央机关还是来海南工作，无论是当官还是做学者，迟福林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到改革研究上。前不久，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次改革》一书，是迟福林改革研究新作。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本《迟福林谈二次改革》，汇集了迟福林这两年多来改革研究的部分成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第二次改革”的形成过程和主要观点。

作者简介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省社科联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东北大学等多所重点院校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书籍目录

导言  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改革”  “第二次改革”形成的过程  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改革”  以“第二次改革”推动“第二次转型”  第一章  处在发展新阶段的中国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贡献与未来使命  改革开放30年：走向未来历史的起点  处在发展新阶段的中国  变化与选择  第二章  后危机时代凸现二次改革  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  后危机时代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与体制转轨  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  第三章  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  未来10年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处在历史转折阶段的“十二五”改革  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  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历史转变  第四章  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新阶段的经济增长与改革选择  须以改革的突破来化解经济压力  依靠改革扩大内需的建议  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我国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以城市化为主线推进发展方式转型  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  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县域科学发展  我国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  我国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  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于尽快制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建议  扩大内需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  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城乡统筹发展的难题  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  着力解决好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问题  “安全阀”作为公共产品  加快建立我国紧急救援体制的几点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新阶段的反贫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新阶段教育发展的历史起点  第六章  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以实现科学发展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转型与政府作用  政府转型与基本公共服务  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府因素  政府监管的市场基础  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作为应对危机的重大举措  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推进扩权强县改革  大部门制推动新阶段的政府转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处在发展新阶段的中国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贡献与未来使命　　二、社会发展阶段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直接相关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轨大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　　1.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30年市场化改革进程同步　　2003年左右，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正是在2000～2003年期间，我国开始进入发展新阶段。　　（1）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与30年前相比，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再仅仅是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其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控制力上；同时，在体制创新的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向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转变，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持续下降，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不断上升。2006年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95.3％、97.1％和92.1％。　　（3）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3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转变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灵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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