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自传

出版时间:2010-03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杨宪益  页数:385  译者:薛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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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围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 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 他便是杨宪益先生,本书将带你重温先生的那段精彩人生。

作者简介

杨宪益(1915年-2009年),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祖籍安微盱眙(今属江苏淮安),生于天津。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历任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编译馆编纂、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等。1993年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著有《零墨新笺》、《零墨续笺》、《译余偶拾》、《赤眉军》等。与夫人戴乃迭合译有《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诗文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学界称其“翻译了整个中国”。译者简介:薛鸿时,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胡稼贻、孙瑞芹二先生。1978年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学术专著有《狄更斯评传》等,译作有《董贝父子》、《阿格妮斯•格雷》、《传奇与现实主义》等。对乔治•吉辛亦有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世第二章 读书和入学第三章 在学校第四章 出国第五章 美国见闻第六章 伦敦第七章 欧洲各地的旅行第八章 从英国到瑞典第九章 在牛津第十章 学校之外第十一章 戴乃迭第十二章 回国之前第十三章 回国之际第十四章 回国第十五章 重庆第十六章 结婚第十七章 贵阳第十八章 成都第十九章 国立编译馆第二十章 翻译工作第二十一章 离开重庆第二十二章 在南京第二十三章 定居第二十四章 解放(一)第二十五章 解放(二)第二十六章 解放初期第二十七章 工作第二十八章 毛主席的接见第二十九章 50年代(一)第三十章 50年代(二)第三十一章 从1958年到1960年第三十二章 60年代初第三十三章 批斗第三十四章 幻听第三十五章 入狱第三十六章 坐牢期间第三十七章 出狱第三十八章 回家第三十九章 恢复工作第四十章 访问各国附录 此情可待成追忆——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未完成的心愿 抗日战争杂忆 年过八十 我的启蒙老师 记开始学外国文学 回顾我过去学习英语的经历 我学外文 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 记学写旧诗 关于我的打油诗——《银翘集》序 良师益友忆当年 回忆萧亦五同志 怀念老舍先生 回忆钱锺书兄 冀野和我 我和董乐山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译后记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新版《杨宪益自传》译后记杨宪益先生大事年表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年,即1932年,日本开始在上海制造麻烦,他们袭击当地的中国守军——十九路军。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进行苦战,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每天都迫不及待地阅读报纸上关于战况的报道,每当出现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没有吃亏的消息时,我们就会向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们传播好消息,并大声欢呼。全中国人民把捐款送到上海前线,支援我们的爱国士兵。中央政府又一次对抗战行动无所作为。最后十九路军被迫从上海撤退。然而日本当时对侵占长江流域还准备不足。他们仍需要巩固已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于是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并暂时从上海撤离。当时我正在上高中一年级。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天津,中国警备力量与日本浪人之间不时出现偶发的冲突。家里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迁出日本租界,搬到法国租界去住。除了那些年少气盛、头脑发热的爱国活动以外,当时我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阅读和写诗。我读了更多的旧体诗,从上古一直到现代。晚清时期具有爱国内容的诗歌,例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模仿他们的风格来写诗。我还记得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我买的一尊意大利石狮像。我在诗里说到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朱赛贝•马志尼,将意大利和中国对比。后来我把这首诗丢失了。我写另一首咏雪诗是受了雪莱《云雀颂》的感发。我在诗中将纷纷飘落的雪片比作诗,比作音乐,比作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我在诗的末尾几行表达了自己决心有朝一日为革命献身、要把世上的污秽清除干净的愿望。这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充满稚气的幻想——当时我只有十七岁——但它显示了我早年爱国的和革命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它或许还预示了我日后将走的道路。这首诗我现在还有。那是几年前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寄还给我的,他是我往日的诗友之一。当时他把这首诗抄录了一份,经过漫漫岁月,这首诗又回到了我手中。当时我还读过许多西方诗歌。我最初感兴趣的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和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作品,因为这是年轻的中国学生最先读到和能读懂的诗,接着我阅读拜伦、雪莱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学时代临近结束时,我的兴趣主要放在一些法国诗人身上,例如:波德莱尔、瓦雷里、兰波、戈蒂埃和马拉美。出于某种原因,许多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对那一时期的法国文学情有独钟。我知道有好几个朋友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我记得那一时期我喜爱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戈蒂埃的《莫班小姐》,它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不但读,还试着把我喜爱的一些诗歌翻译成中文旧体诗。我记得我最初的翻译尝试之一是朗费罗的一些诗,接着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例如《暴风雨》中的一首歌,随后又翻译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些断章。当时我不懂古希腊文,萨福的诗当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我对文学翻译感兴趣是从那一时期就开始的。我忘记说了,我当时用中文旧体诗形式翻译的作品还有弥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我记得1933年我十八岁时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我们的学校新来了一位中国校长。以前的校长是英国人,他就是年长的老师、传教士哈特博士。但是,中国地方当局那个时候决定这所学校应该属于中国,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于是学校决定聘请黄佐临先生当新校长。黄先生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戏剧,不久前刚从英国归来。他在我们学校仅仅工作了一年多一点。他旋即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戏剧,学成归国后当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戏剧权威。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戏剧导演之一。他现在八十多岁了,仍健在。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非常好的人。我和他很熟,对他非常敬仰。在他担任我们学校校长的那一年里,我和他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我领导了一次纪念国耻日的罢课活动。他作为新任命的校长出面干预,让我们停止罢课,否则将承担后果。我没有听他的。当然,后来我们这些学生知道了他是个好人,就把这场风潮平息了。他在天津的那一年里,用英文创作了一部以战国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剧,讲的是吴国国王迷恋美女西施,结果导致亡国。这部戏剧在某个实验剧场演出过两三场,观众人数很有限。扮演男女角色的都是没有舞台经验的业余演员。他们是从各个学校选来的能讲英语的年轻人,扮演女主角西施的那位姑娘名叫张美如,是我的同班同学李亚福的未婚妻。我演的是一名在吴王自杀前命令他投降的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登上舞台演戏。我还记得,我的台词只有一行,显然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我扮演的那名士兵手持宝剑冲上舞台,他以严厉的口气用英语说:“放下你的剑,大王。流血是不必要的。”国王以惊恐的目光盯住我看,心里明白他已经没有指望了,于是就伏剑自尽。后来我上牛津大学读书,到剑桥大学去探望黄佐临时,还向他提起过这一有趣的插曲,引起我俩好一阵大笑。1934年我毕业了,准备进中国的大学。当时中国有好几所好大学。在北京的最有名的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我想上清华或北大,不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是提前举行的,燕京是美国教会大学,与我校有特殊的关系。我校的优秀毕业生如想进燕京,只需考英语、数学两门,再加上一次智商测试就行了。我参加了考试,主考官们说我的智商和英语成绩好极了,不必上大学一年级,可以直接上二年级。然而我还想参加清华和北大的入学考试,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的整个计划都改变了,我没有进中国的大学而是去了英国。

后记

明天早晨我将去八宝山向敬爱的杨宪益先生作最后告别,此刻我正以感恩的心情深深怀念着他。尽管我十八岁人北大时就购得由冯雪峰选目并作详细后记、由杨先生和他的英国夫人格蕾迪丝•杨(戴乃迪)合译的《鲁迅小说选》,并从中获益匪浅("Tonight the moon is very bright……I have reason for my fear[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怕得有理]"至今我还能约略成诵),但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不久又在北大以言获罪,更与那对传奇式的夫妇、翻译巨匠缘悭一面。直到二十五年以后,我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结束长达二十一年的改造生涯。从煤矿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而杨先生兼任我所特聘高级研究员,才有机会在某些集会上一睹这位当代"酒中仙"的风采。记得有一次纪念彭斯的晚会,当时打倒“四人帮”未久,人们都还心有余悸,会上的发言也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气氛实在太没劲儿了。只见杨先生忽然端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麦克风前说,今晚我们集会纪念苏格兰诗人彭斯,彭斯一生困苦,但人穷志不短,他写诗热烈讴歌爱情,讴歌劳动,讴歌自由,并且他也爱喝酒,说时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吟唱彭斯的歌谣,使晚会气氛顿时变得活泼起来。我终于有机会亲炙杨先生的教诲是因为担任他英文自传的译者。1990年,杨先生应一位意大利友人之请,决定用英文撰写自传,这部英文自传于1999年写成,并以《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为书名于国外出版。英文版刚一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韩敬群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此书难能可贵的价值,把它列入出版选题。承他邀请我担任译者,由于我对杨氏伉俪心仪已久,于是欣然接下这一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和韩敬群先生一起,前往杨先生的住处,解决几个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如向他当面请教一些专门名词的正确译法等。当时他丧偶未久,刚从友谊宾馆搬出来,住在北四环美丽园一所普通民居的底层,室内墙上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首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当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当他从韩敬群口中得知我的亲人重病在身,亦在生死之际时。他对我表示的真诚同情只有心灵可以感知,并且终生难忘。我觉得他那么善良,那么富于同情心。该书中文版于2001年四月出版,根据韩敬群的建议,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把书名定为《漏船载酒忆当年》。这本回忆录虽然未经“包装”和“炒作”,但出版后曾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在改正原书中为数很少的几处舛错后。再版发行。正如杨先生本人所说,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更加可贵的是,在"九•一八"国难中,他牢固树立了爱国爱民的人生观。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围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译余偶拾》就是明证),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从英国回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抗战中的祖国,种种社会现象都引起杨宪益先生强烈的不满。他们夫妇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由于与学生打成一片,议论时政,放言无忌,还订阅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因此被当局认为缺失“政治正确”,而遭到排挤。国民党剥夺人民基本权利,实行特务统治,更使杨宪益深恶痛绝。对比之下,共产党却处处进步民主,生机勃勃。毛泽东骂蒋介石“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30页),并且宣称他已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地间有这样一个巧合: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杨宪益、戴乃迭,是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杨酷爱中国文学,精通英语、希腊语及拉丁语;而戴又是生活在中国,选中汉学专业,秉天赐良机地与杨同读于牛津大学,相识相爱,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一个英国文学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一个汉儒教训而成的英文学者。造物者也真是具有伟大而神秘的魔力,竟早就出了这么一对译界合欢花。  ——石梅

编辑推荐

《杨宪益自传》:从《离骚》开始,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杨宪益自传》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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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06条)

 
 

  •   很喜欢读杨宪益这些大家的自传,幽默,智慧,还不乏很多童年趣事,更有人生长河中的起起伏伏。。。如果有条件建议读英文版,还有他的其他亲人的回忆。
  •   喜欢杨宪益,喜欢杨宪益的自传,
  •   介绍了杨宪益老先生的求学和工作生涯,很生动。拿到书的人可以慢慢体会翻译大师的成长经历和译学点滴。
  •   连续看了两本杨宪益的传,感慨良多啊。
  •   没有夸张,没有渲染,给人感觉非常真实朴实。对老一辈学者、专家无比敬仰。
  •   杨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
    这本书不是他英文原著的全部。
  •   早看完了。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多看,多了解的过程里参悟自己,让自己跟快乐生活。。。。。。
  •   杨先生的一生,什么都经历了。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份淡泊,一份宁静。
  •   非常好的一本书,一本好自传
  •   大家自传好书
  •   想买《漏船载酒忆当年》,谁知当当长年缺货,只好买了这本。典型的英文写法,非常敬重的一位老人。
  •   准备买漏船载酒忆当年,结果一直没有货,这本书不错,就是字的间距太大
  •   非常好,而且物流特快。特别喜
  •   不知道内容有删减没有,希望看的是全部的吧。三天就看完了,很喜欢很喜欢
  •   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
  •   令人尊敬、崇拜的老人。他和戴乃迭的爱情是会流芳百世的。
  •   是本非常好看的书
  •   大师远去,只能仰望星空。
  •   很好。大家风范。
  •   跟着这位诚实的前辈走过历史,走进那个时代的世界。还有前辈的学风,令人啧叹不已。
  •    当历史与传奇不符时,记录传奇!
      最初我了解到杨宪益大师的时候,我非常好奇。我在问自己,这是个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自己给自己写自传,可以被评论家在自传的封面上印上评语:从《离骚》开始,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本来手头事情比较忙,我还是妥协与我思想的追求,把工作放了一放,专心致志的拜读杨先生的自传。之前我在读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对我的头脑实在是莫大的挑战,我为了读《维》重新复习了世界历史,仔仔细细检查了地图,试图分清楚维特格斯坦一生的时间轴和坐标点,但是在我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已经被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背景搞的精疲力尽,再加上书中围绕最多的哲学和逻辑辩证,心力憔悴一词一点不为过。我发觉在巨大的历史背景差异下,阅读自传实在是对个体知识积累的莫大考验。
      
      不过读杨先生的自传我非常的轻松惬意,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想一本流浪汉小说。他出身与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小王子才能穿的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不但没有成为纨绔子弟,反而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在九一八国难中树立了爱国爱民的人生观。留学英国时关心祖国的命运,宣传抗日,与同学格雷迪思(戴乃迭)相爱,1940年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生良缘。上至主流社会领袖接见,下至监狱挨批,一辈子无论环境如何坚信,时钟坚持自我的信念和信仰。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的人生竟是如此的动人。
      
      自传第一人称的叙述很是淳朴自然,健康心态,开篇就让我想起了鲁迅的《朝花夕拾》。人自己给自己写自传最难的地方就是如何保持诚实,我相信杨做到了这一点,仅仅这一点我就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
      
      天下大事论道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间大事论到极值,男女的一个情字。读书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传奇文人的一生中贤伉俪在遍地烽火的中国生死不渝的坚贞,妻子离开后,杨那首悼念妻子的诗写的极佳——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当成鬼,白首同归赴幽冥。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先生作诗: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遇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这是他对自身的要求,也是对当代知识份子的期盼,在社会发展越来越浮躁的当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相信我们的社会风气会越来越正,那个“网友不出门,路人不上网”的笑话不再上演。
      
  •   杨宪益,翻译大家。此书更像一部流水帐记录,也许是经历太丰富的缘故吧,但感觉有好多细腻的东西没写出来。杨宪益夫妇的确很了不起。读了此书,才知道我们曾经读过的经典之书大都出自他们夫妇之手,他更是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者,通过他的笔,让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我们,他的贡献与世嘱目,让我们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   这是修订版!杨宪益的经历很传奇。值得一读!
  •   一直很喜欢读传记类作品,特别是自传,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个中况味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最明白。如果想要了解一个时代,我会首选那个时代的人物自传为切入点,介于史实和主观感受之间的自传,有一种丰满鲜活的质感,让我觉得那些头衔、标签或光环之外,他们曾经和所有人一样,在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之中,真实的生活过。
  •   少有的好自传
  •   烟、酒、美人,书山、学海、监狱,老先生一辈子的多彩人生。还是更喜欢原来的书名《漏船江湖载酒行》。可惜该书的文字叙述稍显平直,不太般配老先生夫妇跌宕起伏的悲喜人生。
  •   书的内容丰富翔实,勾勒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生活,求学和工作的情况。美中不足的是,翻译的痕迹比较明显,失去了中文独有的韵味,个人认为如果有英文版,将是更好地选择。
  •   这书不错,不知有否删。
  •   纸质一般,内容尚佳。
  •   总是对民国学贯中西的一代学人有崇敬感,对他们的了解多一点儿,就愈感叹。看这什么都经了的老人,平静如水。不得了。
  •   翻译者中文造诣一般
  •   书的纸质特别差 不像是正版!!失望 第一次在当当买到这么差质量的书= =
  •   中文版有删节!不要看,要看看他的英文自传《White Tigger》,里面后半部有关于他经历文革中的种种思考。他实在是一个很乐观、很有趣的人。他和钱钟书是一个类型的人。
  •   让人立刻看进去的书,有你所想了解的年代的人和事,真好!
  •   印刷很好的,包装也不错,就是速度有点慢,可能是因为路途远
  •   书的纸张一般,是很粗糙的那种,其他都还好。物流居然把我的单遗忘了,今天才收到货。
  •   书挺大的.字体也挺大的..跟我想像的有一些不同..大师现在也挺难的.尤其在中国境内的大师更难.各方面都得照顾.
  •   比想想的又且厚,内容还行,不过也没有特别出人意料的东东。四星!
  •   刚刚收到书 ,印刷质量,版式都不错。 相信内容也不会让我失望。
  •     知道杨老是因为前阵子在看郑念的上海生死劫。然后在amazon上查书的时候看到同类型的书。于是才开始知道这位最伟大的翻译家的故事。特别是最后几个章节。。。当然,因为自己看英文书一直很慢,我先看了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版本,然后又过了雷音版本最后几章。
      很震惊这么伟大的翻译家,我们之前却都没有怎么听说过,同时也为我们祖国的教育难过。。。一个大知识分子没有被大多数人知晓!连名字都没怎么听说过,更不用提他们的故事。。。
      
  •        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些健在的大师们都已经隐退到城市的深处了。从上个世纪走来,他们的辉煌都留在了烟尘弥漫的过去,现在只剩一院幽静的阳光,供人凭吊。独坐院中,一个人慢慢回想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
       如今的他们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的作品都成为了经典巨著,被存放在了历史以及图书馆的深处。最后一次沉重的回音也只有在他们过世的时候才会震响了。当季羡林过世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还在世,住在北大校园的深处安享晚年。巴金去世的时候也让我足足震惊好会儿,没想到他是个几乎与世纪同岁的老人,他给我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那会儿,西南联大成立时,文法学院设在蒙自,也就是现在红河州的州府。在个旧上学的时候,偶然一次在书店里读到过他写的三篇关于个旧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原来与个旧还有一番渊源。还有曾为许多名人做过口述历史传记的唐德刚也不久前去世。而今天,杨宪益也去世了,而我,很惭愧半个月前才认识他。
       那个周末参加了一次读书聚会,我给大家朗读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第一页。当时有人问我是谁翻译的版本,我看了一下封面,上面有三个非常细小的字:杨宪益。“哦,不错,是大家呢。”从那时起,我才开始认真关注起这个人。今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突然觉得无比的悲伤。于是上网百度了一下杨先生的生平。原来不但是翻译家还是诗人,难怪荷马史诗翻译得那样好,虽然是译文改为散文样式,但是读来仍有诗的韵味。
      2009年11月23日,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他是个天才型的翻译家,加上与英国妻子戴乃迭的合作,两人几乎将中国的所有重要经典著作都翻译了。年轻时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后来他和妻子还一起合译了三卷本的《红楼梦》,他是第一个将大量将中国著作介绍到西方去的学者。他的妻子,戴乃迭,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她是牛津第一个攻读中文的学生,出生在北京,后来回英国,和杨是牛津同学。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喜欢上才华横溢的杨,并且不顾家庭反对21岁只身来到中国,一呆就是60多年,直到去世。两人共患难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让人感动。
       想起刚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在四楼的书架上突然看到英文版的四大名著,特别是有红楼梦的英译版让我觉得很惊讶,《红楼梦》一直是我最喜欢、读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几乎是身边必备的一本书,家里有两个版本,在外读书时也总要再带一本。一想到书中那么多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心里便暗暗佩服翻译的人。当时也没敢去翻那个英译的本子,觉得肯定是自己从头到尾没有一页能看懂的。杨先生的译本叫做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外还有一个译本是David Hawkes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我的外语非常糟糕,翻译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头痛的功课,我拿手的翻译只有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却自不量力的想要攻读外国文学,说来真的很好笑。没有语言的天赋是不问题,毕竟还是可以努力学习的。
      《漏船载酒忆当年》是杨先生的自传,在国内外都有发行。世人对他的评价是“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或许对于从他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确实都带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历史将他们都划归为上世纪的人,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和意义完全被掩盖了。
         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在去世的时候才能再次触动人们的神经?他们是否只应该被束之高阁,或者已经被遗忘了?我们已经在心理意义上将他们都定义做了上世纪某个年代的人。在这个大多数人基本上不读书,或者说只读当下的畅销书的时代,这些大师门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了远方供人膜拜的某个偶像。在书店,或者图书馆,最崭新、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的书永远都是新鲜出炉的快餐,而那些经典总是面目素黄,尘灰满面,被挤在窄小的角落里。
       以前特别喜欢去学校的图书馆整理图书就是因为整理图书的时候总是能不经意的发现很多好书,所以每次整理完之后都会借一两本。现在我每次借书都是为了写作业,虽然也是借一些很好的著作,但是已经很没有自由了,不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愉悦和欣赏的态度,而是为了一种功利的目标去搜罗前人的思想痕迹,然后,模仿也好抄袭也好,沾沾自喜的将自认为完美的“作品”交了上去。
         前段时间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来校演讲,提到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读书的那种单纯和疯狂,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经典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如何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还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而现在的文化生态、阅读生态的状况有待改变,也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     没有读过杨先生的译作,就这本自传而言,英语文风平实。或许每一位经历过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最终归于平静,但杨先生无疑更是一位本质上康乐的人。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决定了他的心性,而杨先生应该是那种很有优越感(中性,无褒贬)的人,这令他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不会局促。正如他自己的评价,Bookworm或许是对他最好也最幽默的点评,当然每个人都是多面体。很容易想见这样一位有趣的年轻东方男子能够吸引青春活力的Gladys。虽然日后的中国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有了杨先生的陪伴,生命都不只是生活!
      
      另,其实现代很多留学后归国任教的先生们都没获得博士学位,却也很容易得获得了大学教职。当然学位不是一切,彼时教育者也还很有开辟新局面的气势。可惜,彼一时,此一时。。。。。。
      
      "The Communists never considered intellectuals important...." "What happened later in the spring of 1989 was inevitable. It was not caused by a few conspiratirs or accidentlly through a series of events. The tragic "The Gate oe Heavenly Peace" (这个翻译真ironic) massacr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period. The CCP needs a radical reform if it is to comtinue to assume leadership. It has lost the faith and support of the people, and no army, however powerful, can save it, unless it admits to its past crimes and makes a radical change now. They are wrong if the think thy can delay the reform any futher, after what happened in 1989."
  •     当历史与传奇不符时,记录传奇!
      最初我了解到杨宪益大师的时候,我非常好奇。我在问自己,这是个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自己给自己写自传,可以被评论家在自传的封面上印上评语:从《离骚》开始,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本来手头事情比较忙,我还是妥协与我思想的追求,把工作放了一放,专心致志的拜读杨先生的自传。之前我在读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对我的头脑实在是莫大的挑战,我为了读《维》重新复习了世界历史,仔仔细细检查了地图,试图分清楚维特格斯坦一生的时间轴和坐标点,但是在我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已经被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背景搞的精疲力尽,再加上书中围绕最多的哲学和逻辑辩证,心力憔悴一词一点不为过。我发觉在巨大的历史背景差异下,阅读自传实在是对个体知识积累的莫大考验。
      
      不过读杨先生的自传我非常的轻松惬意,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想一本流浪汉小说。他出身与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小王子才能穿的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不但没有成为纨绔子弟,反而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在九一八国难中树立了爱国爱民的人生观。留学英国时关心祖国的命运,宣传抗日,与同学格雷迪思(戴乃迭)相爱,1940年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生良缘。上至主流社会领袖接见,下至监狱挨批,一辈子无论环境如何坚信,时钟坚持自我的信念和信仰。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的人生竟是如此的动人。
      
      自传第一人称的叙述很是淳朴自然,健康心态,开篇就让我想起了鲁迅的《朝花夕拾》。人自己给自己写自传最难的地方就是如何保持诚实,我相信杨做到了这一点,仅仅这一点我就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
      
      天下大事论道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间大事论到极值,男女的一个情字。读书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传奇文人的一生中贤伉俪在遍地烽火的中国生死不渝的坚贞,妻子离开后,杨那首悼念妻子的诗写的极佳——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当成鬼,白首同归赴幽冥。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先生作诗: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遇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这是他对自身的要求,也是对当代知识份子的期盼,在社会发展越来越浮躁的当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相信我们的社会风气会越来越正,那个“网友不出门,路人不上网”的笑话不再上演。
      
      
  •     有人说过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作家,他写的故事好像是与他没有关切的,他只是站在一个山坡上,看到眼前的景色,轻描淡写地讲出来,他不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情绪在文字中,他就是沈从文。这话是谁说的,出自那本书,我记不起来了。
      
      一零年冬天我看完了沈从文年轻时候,在湘西旅行时沿途写的日记,还隐隐约约记得在书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话,他说,我很小就从乡村出来,到大城市生活,几十年已经适应了都市的生活,可是我还是常常会想起我的家乡,想起那里的人来。
      
      从事文学写作研究的人很多,优秀的学者也很多,但能够触动我的,总是那些性情的,有趣的人,比如钱钟书、沈从文,还有这本书的作者,杨宪益。杨先生和他的英裔妻子以翻译《红楼梦》和《离骚》等中国古典文学著名,其实更吸引我的却是如在《漏船载酒忆当年》叙述的那样“流浪汉”的不做作,诚实的生活。
      
      杨先生出生在民初大银行家的环境中,自幼聪颖,深的周围人的喜爱,当然优越的物质条件保证了他能够很好地涉猎大量欧洲的文学作品,并投身自己喜爱的事情当中。不过随着四九年以后执政党的上台,这样一位总被该党批评为过于温和的翻译“工具”,度过了忙碌的“百家争鸣”之前的学术时光,也经历过四年“还算不错”的牢狱生活。
      
      有点扯远了,还是回来说他的这本自传。在杨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受到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要求,他用意大利语完成了书稿,并在意大利以《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书名出版,我读到的这本是经过薛鸿时先生翻译的零一年的版本。杨先生在零八年离世,带着他那戏谑的幽默和时髦的牛仔裤,乐观的走完了他传奇,沉浮荣辱的一声。
      
      文革期间,他和妻子双双被关入监狱,他和二十一个不同罪名的犯人住在一起,有一位因为很奇怪的遭际进来的老农民,进来的时候身上有很多跳蚤,后来扩散到这一间屋子的每一个人身上,用蒸汽蒸也不见效,但是有说法说,北方的跳蚤是一路向北的,于是他带头把许多跳蚤集合起来,坐北朝南,检验它们的方向感,果然不错,刚发出口令几步,这些跳蚤就掉头回它们的北方去了。
      
      这样有趣的事情书中记述了很多,之所以提它,是我佩服于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在逆境里在困苦中的闲适自得的知识分子的趣味。即便是有牢狱之灾的切肤之感,但时候他仍然能够平静的恰当的评价当前执政党在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对于训政时期的积极贡献,虽然在八十年代末那次大的社会变革中,他经过正常程序退出了这个他申请了几十年而八四年才得以接收,五年之后又离开了的组织,临终只还保留着民革的政治身份。
      
      这是难能可贵的。
      
      自传的内容并不多,这不是一个流浪汉传奇,也不是他的政治自辩书,之所以那么吸引人,我想除了杨先生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卓越贡献之外,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有一颗热爱生活机敏热情的心,有一个对生活谦卑而又诚实的可爱老头,在书的后面。
      
      
      
      2011.8.18,杨桥畔。
      
  •     □原业伟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将翻译追溯到巴别塔,他认为当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的时候,已经产生了一个悖论,“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给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因此,翻译是必须的,但在绝对意义上又是不可能的。大规模的外籍汉译,创造出了现代的欧化汉语,因而简化了理解同化的过程。但汉籍外译就没有这个顺风车可搭了,导致难度成倍增加,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奇异的瑰宝。马悦然说,为了翻译李锐的小说,必须发明出一种新的清新的瑞典语。那么以汉籍英译为代表的翻译工作,如同巴别塔上的喇叭,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腔调。
      
       辜鸿铭林语堂时代:卡莱尔超人哲学与阳光先生的视角
      
       横空出世的托马斯·卡莱尔,影响了包括毛泽东等一代伟人。然而在普通民众间声望不响,将这位哲学家苏格兰竖笛的声音接上音箱,放大成震耳发聩的电贝司的功臣,乃是他的学生辜鸿铭。时至今日,顾彬老师谈到西方认识的中国的时候,还是首先提到这位香蕉老人。之所以称其为香蕉人,是因为这位西方视为的中国的文化代表(以其为原型的伪满洲电影深入人心),骨子里是一位鄙夷凡夫的苏格兰贵族,带有德式的血统纯正观念。因此,他将洋务运动比作牛津清流,西太后为代表的满族贵族比作诺曼底贵族,是一种不看中国文化靶子的射击,而且火力强劲。
      
       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阳光先生林语堂,用圣经与希腊典故赞扬中国文化,认为与长征相比,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像一场室内演习云云,看似温和幽默,其实在理论上为集大成的“编著”,因此让西方学者看来更像是周国平这样的少奶读者杀手,后期到美国,更是雇佣英文秘书帮助看稿翻译,无怪钱钟书嗤之以鼻。
      
       解放前的汉籍翻译,以原典为主,翻译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比附的味道,从销售的角度来说,购买者以外籍人士为主;新中国建国后,国家成立了外文局,江湖奇侠转变成了大内高手。
      
       外文局成批次翻译:不可复制的传奇
      
       写作《笨蛋英语》系列的陈文龙老师常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凭一部英译《毛选》学习英语。1995年的时候,琉璃厂旧书店一本20世纪70年代薄薄的英文版《毛主席诗词》竟要100元的高价。主持毛泽东著作翻译的学者规模宏大,皆一时之选,即使钱钟书先生身处其中,其译文也显得有些“中式英语”。题材特殊,翻译要经过九次校对,空前绝后,这也奠定了大陆的翻译人才队伍的基础和严谨的风格。其中成语也有些意译,比如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翻译为“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stratagem”,但因为审译者众多,审定标准严格,更多的是费尽心机的直译,如papertiger这样的“文化输出”。这些情况在后来的《邓选》翻译上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翻译的人受到的束缚小得多。
      
       从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对外翻译工作主要由外文局等特定的国家机构组织进行,发行业实行统一销售,大部分都是向各使馆赠送为多。这期间是中国文学大批量翻译的时期,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杨宪益与戴乃迭的鲁迅作品与《红楼梦》,W.J.F.Jenner翻译的《西游记》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从阅读感悟上说,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全面铺张而著称,由于不是英汉对照本,只是为了外销,很多诗词曲赋精妙之处都漏译了。而且由于当时缺乏专业的英语校对人员,只能由翻译自己文责自负。在2005年《英语沙龙》刊登杨宪益翻译的《野草》中的一段,专家评议中发现了其中语法出现了问题,并作了修改。当我对照我从学校图书馆处理的书中淘来的旧书《野草》(此书最近一次借阅记录也是70年代的事情),发现一位读者已经用铅笔标出了这处错误,使我对这位不知名的高手肃然起敬。
      
       流光溢彩的今日英译
      
       汉籍英译到今日,无论是译者的水平还是读者的阅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就读者而言,20世纪的中国从没有像今日这样数量大、质量高的读者群。英语读物普遍比中文读物在相同开本印制的情况下定价高,而汉籍英译的定价更高出一倍,因为定位在外销。即便如此,对于一些重要的好书,我还是不惜采购,比如《大中华文库》,尤其是其中的《老子》,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校注”的傅惠生老师。
      
       大二的时候,陈晓芬老师在临下课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就是她要出差一段时间,这引起了大家的叹气,因为陈老师是我们系里人缘最好,讲课最清晰系统的老师,威望极高;但她马上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段时间给她代课的老师,是傅——惠——生!这三个字一出,立刻引发了全体女生的尖叫,几乎掀翻房顶。傅惠生老师在对外汉语系,是一个传奇!
      
       作为学生,我不想描绘傅老师讲课的盛况,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文字情绪的人。他的成就,仅就《大中华文库·老子》一书,可见一斑。仅仅五千言的《老子》,一个职业翻译家一夜可就。然而傅老师选择了做“校注”的工作,用亚瑟·韦利的翻译作为底本,综合自己阅读过的20余种《老子》译文作注释,引用不同的翻译对同一句话反复讨论,让读者互文见义,注释超过原文两倍以上。这在旨在全面介绍华夏文化的几十种《大中华文库》中绝无仅有,其他的丛书中我也未闻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一位扎实做学问的学者才会写出的著作。今日的汉籍英译著作系列可谓汗牛充栋,仅举此一隅,尽我所知。
      
      http://a.xhsmb.com/html/2011-05/12/content_24698.htm
      
  •      就象红楼梦一样,一个 美好的故事往往源于一个预言开始。杨宪益母亲生育前,梦见白虎跳入怀中,按算命的话来说,这个孩子不会有兄弟,克父;孩子长大后会历经磨难,而后有非凡成就。而后,杨宪益生活轨迹也确实是按这个走的,5岁丧父,动乱被拘。
       杨出生资本权贵家庭,就象今天那些红二代一样,从小就受到古典文学教育,自幼可以阅读英文原版书籍。为避开他与家庭女教师可能的丑闻,送至英国留学。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至少可以从家庭英语女教师的爱慕,瑞典女孩反问我是否有吸引力,以及他骑骆驼夜游埃及沙漠时候,被一个星相家说:他的眼前出现了大海,他看到了大海的镜像,那里有一位美丽的金发英国女孩,她正为他而憔悴,他们还尚为见面,很快将会见面(P44 L11)。而后这第二个寓言真的实现了,他在牛津研修法国文学时候,碰到了金发的戴乃迭,戴因为杨身上古典文化修养,二人交往起来。在留学的时间,杨的假期大部分花在欧洲的旅行上,甚至他还见到了希特勒,在一个剧院。整个留学生涯都是在上流生活的故事,真正的贵族生活,当然杨也参与一些学生政治活动。如果有谁想了解一个贵族如何生活,这个留学生涯篇章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包括听歌剧,研修希腊,拉丁,中世纪法语阿。当戴执意要和杨一起的时候,戴母预言二人婚期不会超过四年,孩子会自杀。这应该是杨生命的第三个预言,而后的命运实现了一半,杨的儿子自焚。
       临近毕业,拿到2份offer,一是到哈佛当助教,二是西联大聘为教授。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青年一样,总想为这个国家作点什么,依然选择回国。在西南各个大学辗转反折,自己被梁实秋拉到翻译局干活,终将离骚翻译成英文。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将中文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杨和戴的陆续有二个孩子,直到抗战胜利,一起搬迁到南京。这个任教期间,结识了大量朋友,用他的朋友标准来说,就是这个人要爱酒,爱女人。梁宗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杨家喝酒,误喝煤油,还说这个酒有筋道,有特殊味道,一口干了一碗煤油;爱追求漂亮女人,为这还和一教务长,从桌子打到桌子下,因此丢了饭碗;文革后,梁还专门给杨一个自制壮阳药,被杨引为一大知己,都是性情中人。能够得到老杨一份好玩评价,估计是最高的评价了,相对于钱终书的人物点评,老杨有意思多了。
       解放后,开始就是旧知识分子改造,按杨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洗脑的运动,要求自我否定,也否定他人;而后杨宪益进政协了,对于政协的认识,就相当于英国的上议院;对于文革的一段回忆,我直接摘录原话来: 年轻人发了疯了;在居民委员会的命令下,无辜的男女,甚至党校里的工友,都季到行,遭到残酷的拳打脚踢。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许多坏人都借此机会公报私仇。……八月份北京的火葬场忙得不可开交,烈性多得根本就烧不完(P206)。杨和戴在1967年没有摆脱进监狱的命运,有意思的是杨在家里开了一瓶白酒喝,喝到1/3的时候,被国安局带走。被带到号子里时候,牢友还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被逮了起来,还问,这个酒多少钱一两。在坐监中还有一件事说明杨的先见,看到西哈努克的贺电,而判断林彪出事,先将毛录的第一页撕掉,惊为神人。72年,无罪释放!
       对于那之后的生活,杨和戴恢复出游的习惯。1980年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幸福感是不能持久的。在此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次人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他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而后再也没翻译。
  •       在回忆结束之后,杨宪益将话题拉到了这一刻,他说:“有时我想写些什么,研究些问题,但我再也坐不下来干这些事了。”说不上是厌倦还是年龄问题,据说在戴乃迭过世后,杨宪益就不再做翻译或其他工作,整日里只是坐在沙发上,他拒绝电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视力原因,一方面,也可能更重要,是因为电视对他来说过于弱智。这基本上说,他关上了对外界敞开的门。
      
        关于以上的补充,杨宪益在《漏船载酒忆当年》里并没有叙述,整本书在回忆完结之后,用这样一句话做了结尾:“今年我八十五岁。”在中国画的题款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提款方式,某老人某某高龄作。在读到杨宪益的最后一句话时,写在画幅上的那些题款突然变得醒目了。我曾经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以为那是对高寿的炫耀,但现在想来,况味要复杂的多。而在杨宪益这里,这句话采用纯粹的称述语调讲出,却将整本书隐藏的叹息重新提了出来。
      
        阅读一个人的回忆,等同于替他活过一回,如果放弃警醒的话,难免会有很深的代入感,它让阅读者情绪起伏难平,回忆者省略的部分反而在阅读者的脑海中持续得到填补,最后形成新东西。《漏船载酒忆当年》简略地叙述了杨宪益的生平,或许是由于中文版删节的缘故,50年代以后的回忆叙述节奏越来越快,很多地方一笔带过,这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对比,50年代以前的飞扬跳脱在此后消失无踪,留下的只是为了切合回忆完整性而不得不继续的疲乏。
      
        我老家的方言有一个句子,用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总结,这句话说:“你这样弄球了个什么?”回忆往事的时候,发现此生荒唐,一无所成,有些希望即使努力一生却毫无结果,只能这样责备一句。说不上悔恨,更多可能是不甘,仅此而已。也因此在回忆的过程中,所以会时时发出很多叹息。
      
        在《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杨宪益提到了很多认识过的人,这些人、事填充着他的往日生活,只是在回忆的这一刻,却都全无消息,以至于在回忆中,这样的句式经常出现:“我不知道他俩如今是否还健在。”在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不知道杨宪益是否会停笔。但在阅读中,停顿却真正地产生了。这种停顿因为另外一些人的生命而产生,在这个时间,他们模糊的故事、时代的影子乃至不停顿的时间都突然涌现出来,迫使阅读者不得不倾听这种声音。
      
        如何有价值地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早年的杨宪益还在努力想着答案的话,在《漏船载酒忆当年》的最后,这个问题已经消失。在一生过后,留下的或许只能是宁静吧。歌德说:“ 稍待,你也安息。”
  •     这本自传写的很平淡,作者出身世家,游历欧美,对文学历史有相当造诣,也亲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时刻,这样经历丰富的一生似乎不应该写得这么平铺直叙。我也并不认为作者是在有意控制自己行文的笔调情绪,他跌宕的一生其实是那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的映射,作为他本人虽然亲历了那段历史,但是从来没有被卷入时局中心,总是作为一个围观者,想要参与者。这份平淡是一个旁观者的本然。
      
      当然,在谈及自己的亲人的不幸时依然保持着“不伤”的语调寥寥数言话毕,更多是源于贵族的家教。无论在中国度过的儿童少年时期还是在英国度过的青年时期,作者都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在这两种文化中,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为自己私人的事情表现出过度的情绪波动都是不礼貌和不体面的。
      
      我不推荐阅读这本传记,特别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较为了解的读者很难从中获取新的信息。如果是为了了解事件细节,把握历史脉络,这本传记甚至不如文笔很差的几个老兵油冯玉祥,吴法宪等人。人物传记的主体如果不是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那么至少还有一个卖点,就是这个人物本身的研究价值或者他能提供的对这个世界的独特体验角度,这就是文学的层面了。我当然并不是质疑本书作者高洁的品格,作者做了很多有担当和有勇气的选择,作者是一个正直的,体面的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健康情趣的人,如茅于轼言,这种人是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千年的中流砥柱。但通过这本书我没有看到个人意志和信念的展现,没有看到可以给人以独特感受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客气的说是流水账体,完全不应是受过严格文学训练者的水准,我想原因一是作者希望能以相对客观的笔调记录自己,也不想被人诟病对自己经历有遗漏和筛选,二是文革期间自白书写多了所留遗毒。
      
      另外有一点,虽然这本传记是作者老年所写,各个不同时期的经历是在半年时间内进行的回忆和汇总,这个对自己经历的记录整理者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是相同的,但仍可明显感到记录不同时期笔调氛围的变化,这是那个断裂的时代造成的个人生活体验的断裂,无可避免。
      
      最后一段八卦,作者和最近的获奖敏感词也有所交集,他对此人评价相当不客气(在此书中很少见作者如此批评某人): About this time he had become very friendly with a young college associate professor named xxx, somewhat of an anarchist and a crazy idealist..... I was against the idea because I had met this young professor Liu and knew that he was impractical and crazy.
  •     还是原版的书名比较贴切,中文译名太文艺了,不太适合这么现实的一部自传。说它现实是这简直是对一个文人政治觉悟活生生地剥露
      
      p158 尽管我并不知道未来的共产党政府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在国名党政权统治下的亲见亲历已经是我对之深恶痛绝
      p164 所谓政协,就相当于英国的上议院
      p202 后来中国把三年困难的原因委过于苏联
      p201 以前在内地时,有一次在开往成都的车上,几个国名党兵举起步枪朝我瞄准时,我没有害怕。我们乘船去南京,在长江上航行,那天夜里船上一片慌乱,都说船要沉了,我也没有害怕。可是这一次,我紧张不安,真的害怕了
      
      
      摘抄几处: 迷糊-被忽悠-觉悟-点题
      
  •     多年前看过一个关于变形金刚的评论:说像补天石那样喜爱摇滚的疯癫年轻人,最后成为沉稳的领袖,是人生最好的弧线。
      
      杨宪益年轻特别是留学时候的疯癫与荒唐,就是那疯癫的部分。好像藏传佛教用犯规来让你知道界限在那里一样,那样的疯癫成为日后沉稳的强大基础。
      
      他的留学生涯让我明白,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玩的都是小儿科,都是那个先辈玩剩下的。
      
      那种疯狂的博览群书,疯狂的四处游历,是多么让人羡慕跟不可强求的机遇。
      
      他人生的两大有点是:交朋友跟豁达。
      
      虽然跑动跑西,但新朋友总是不缺,酒也不少。也可能是他那个圈子不大而且都是高阶人士,总之那样的交友成绩让人羡慕。或者说,给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小宅不小的触动。
      
      豁达特别体现在入狱的环节上:他甚至开始享受生活跟新朋友。也在批斗的时候,他在被“喷气机”的时候反而开始将整个事情作为一出好玩的喜剧来看,来观察其他人的表情。
      
      他讲过一句,与他跟某某一样是性情中人。不是强调的地方,只是讲其他事情的时候带过,不过我想,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可惜没有找到英文的电子版。时间:三小时。
  •      看过之后才明白在中国太多时候是时机决定了眼界,政治决定了人生。年轻的富家子弟所谓的知识分子心怀祖国劳苦大众,受够了国民党的腐败,为了更好的未来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然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快要到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时代变化了;他们的热血理想或许曾经勾勒着时代的脉络,然而在理想之上的不再是更高的理想,而化作赤裸裸的现实——现实是官员们选择了权力,选择了特权。
       政治挂帅、权力横行的时候,不管你是研究古典语言还是对中国文学或历史感兴趣,你都不再属于自己。运动接着运动,命令接着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而指挥是无人知晓无人限制的权力。甚至你在家都会被突然来客带走,逮捕;而你说出一两句真话就被称作违背党的纪律而开除党籍。从前的信念化作信仰,而遭遇所有人事变故之后的老人,不知是怎样的笔触一点点轻描淡写下从前的岁月自己的人生。
       但好在我读来已觉不再有控诉或平反之欣喜(老人早悟到这平反也是有选择的平反,更多的人因为无法平反而身败名裂;而本质上,这所谓的平反是多么绝妙的讽刺,仍然是组织控制了一切,包括一个人到底有罪无罪),也没有老右派想当年浓郁的知青情结,没有后悔也没有再老来痛悟前非,写下来时,一切已淡淡地来又淡淡地去了。
       而这就已经是人生,还能怎样?漏船载酒,只是忆当年,不回味。
  •      这一版的《杨宪益自传》是在杨先生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中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的基础上订正并再版发行的,附录部分收入了部分中文短文,内容多是追忆友人以及谈文学翻译。因原作是英文,读来颇有西式文体的风格,简短直白,坦率幽默的天性在其中处处可见。
      
       去年8月的《南方人物周刊》曾刊载一篇访谈文章,称杨先生为“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从出身富贵的少爷到宣传抗日的留学生,从国立编译馆的学者到中共地下活动的支持者,从民革中央委员到“文革”期间的嫌疑分子……这样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然而在这本传记中,我看到的只是一派淡然,由此及彼一时一事的写来,没有夸耀没有怨怼。谈到之所以走上翻译工作的道路,他借用董乐山的话说“开始是工作需要,并非志愿选择翻译作为毕生的事业”,“在人生道路上,凡事都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对于影响自己一生的政治经历,他说“中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许大都如此,我的遭遇与许多老知识分子也大致一样”;在原作的后记里,先生写道“要如实而又不失公正的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很困难的……我只希望我所写的关于我的前半生全部符合事实,希望我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自我陶醉或是炫耀自己的倾向。……我也并没有写一份政治检讨或自白书的打算,既然我对我所有的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愧,也毫无歉疚之心,那么,我若能重新过此生,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去做。”
      
       民国在我的感觉里是一个非常特别而又迷人的时期,一方面,自由的文化氛围使中国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深的介入到社会活动中,另一方面,广泛而朴素的爱国热情激发了他们对学术和民族的使命感,同时,动荡的政治环境又使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挣扎求存。在这中间,人性复杂而鲜活的一面非常鲜明的呈现出来。
      
       一直很喜欢读传记类作品,特别是自传,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个中况味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最明白。如果想要了解一个时代,我会首选那个时代的人物自传为切入点,介于史实和主观感受之间的自传,有一种丰满鲜活的质感,让我觉得那些头衔、标签或光环之外,他们曾经和所有人一样,在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之中,真实的生活过。
      
      
  •     
      
      本来是冲着杨先生的古希腊文、拉丁文的学识好奇读这本书的,但读过之后,印象最深的,反不是那些印欧语的曲折变化(事实上杨先生对此也没有多说,学英语等外语在杨先生好像很自然就学会了,这大概是杨先生的天资),而是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
      
      杨宪益,1915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父亲是中国银行行长。家境殷实,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教育。读完教会中学后本已被燕京大学录取,可19岁的杨宪益却做出了出国求学的决定,因为他迷上了古希腊罗马,而当时国内很难找到能教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在中学老师英国人C.H.B.Longman的帮助下,杨宪益登上了去英国的渡轮,并在到达英国以后,成功的考入了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
      
      彼时的杨宪益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寻求希腊罗马的决定并没有使他最终走上古典学的道路,但上帝却在墨顿学院的月桂树下安排了一位美丽的英国女子等着他的到来,而与她的这场邂逅根本的改变了杨宪益此后的人生。
      
      杨宪益是在一次中国学会的活动中,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子,她高挑的个子,一头美丽的金发和一双碧兰的大眼睛。自我介绍说她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牛津大学希拉里学院的新生。交谈后杨宪益惊讶地发现,这位漂亮的英国淑女竟然是在北平出生得,她的父亲是来华的传教士,虽然7岁时就回到了伦敦,但美好的童年记忆却使遥远的北平成了她的一个多彩的梦。她热心中国的事务,对中国怀有感情,也因此对日本侵略中国感到十分反感,是个坚定的抗日派。她也还好中国文学,成为了牛津大学第一个修读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进一步的接触后,杨宪益发现在她高贵的外貌下潜藏着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完全没有上流社会中女孩常见的虚荣心和凡事考虑利害得失的世俗气习,具有“中国的小姐们没有的美德”。这样一个特别的英国姑娘就这样渐渐地吸引了杨宪益的心,而与此同时她自己也将芳心许给了这个“聪明”“有意思”且“靠的住”的中国青年。两个人就这样相爱了。
      
      他们的定情物居然是一首《离骚》。这首英译英雄体的《离骚》日后常常被冠以“惊动了周恩来”的美誉,而在当时杨宪益信口吟出的时候,却只是为了给修读中国文学的Gladys作参考。而与后者相比,前者实在显得微不足道。杨宪益译出了全文,Gladys斟酌英文的习惯用法又整理一遍,这就是两人最初的翻译合作。那期间,杨宪益还口译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片段给Gladys,这些片段日后都被展开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翻译名作,这是后话。
      
      和所有爱情的过程一样,这段在今天看来仍然显得惊世骇俗的结合甫一宣布立刻受到了家庭方面的考验,但两个人都义无反顾,终于使两家人都认同了这段婚姻。Gladys为了杨宪益放弃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那时尚在战火纷飞中的中国,一去再没回过英国。而杨宪益为了Gladys的方便在家中只说英语,一说也说了60年,以至于Gladys后来常开玩笑的抱怨是杨宪益英文的谙熟耽误了自己的中文水平那个。
      
      在西元2009年许多中国文化界的巨擘纷纷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悲痛”欲绝而又满心欢喜的媒体人们都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各显神通、笔走龙蛇。他们给杨宪益下的宣传语是:他翻译了中国。
      
      这句话气势磅礴、抓人眼球,并且朗朗上口,于是杨宪益的追悼会上,吊唁者纷纷对着镜头重复它;朱军在艺术人生里请来了小宋佳用甜美的嗓音朗诵它。连那些从来没读过杨宪益一字作品的普通百姓也或多或少在心里感佩着:他翻译了中国。
      
      杨宪益的确翻译了中国:从《楚辞》、《史记》到六朝骈俪,从唐宋诗文到明清小说,乃至鲁迅、曹禺等诸多现代作家作品,他翻译的作品涵盖了千年;他翻译的《红楼梦》至今仍然被每一个翻译专业的学生所仰视,被每一个仰慕中华文化的外国读者捧读;他作为主编的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的“熊猫文丛”自他卸任后旋即停刊,因为没有人可以继续他的工作;他的翻译工作后无来者,即便是百年前的西方耶稣会士们,也比之逊色。
      
      可是,在杨宪益的说来,翻译却只是一句“没什么”而已,他的那些翻译著作家里从不保留一本,偶尔有出版社送来的也是转手就送给来访者。
      
      杨宪益开始他的翻译是因为Gladys,回国后放弃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也是为了Gladys,他抽着烟斗,信口将佶屈聱牙的汉语翻作英文,Gladys坐在打字机前一字一句的打出来后修改,两人讨论最后定稿,然后继续,如此往复。生活寄寓在那片中国文化的浮云下,偶尔伴随几杯白酒,显得舒适惬意。最后他停下笔来,也是因为Gladys。他是有能力独自继续翻译的,可是没了Gladys,纵然翻译了再多新作又还有些什么意义呢?连同那些连篇累牍,光是书名就能列表好几页的旧作,不过让人睹物思人,触景伤情罢了,所以杨宪益一本也不留,都让它们流散了。
      
      正如释迦牟尼成佛不是因为在菩提树下望见天空中的一点明星,而是因为苦行饥饿时一个女子牛乳的施舍。杨宪益所以翻译了中国,全是因为一个女人。不。是他和这个异国女人一起翻译了中国。
      
      翻译于杨宪益如浮云,很多人以为这是杨宪益淡泊名利的缘故。其实,他所以安身在那一片天容云意之下,并不是因为浮云,而是为了那个同在闲庭内的看云人,那个朴素优雅的Gladys。他和Gladys的结合固然有中国文学的因素,但对于相爱的人而言,是朝霞,是晓暮,还是乱云飞渡,这些分别又有什么重要么?晚年时有人问起他在牛津的见闻,杨宪益只说“我在牛津最值得说的是认识了戴乃迭——我的爱人”。
      
      这本中译本美中不足的和所有大陆出版物一样,就是删节。另外书名似乎也没有英译本《白虎星兆命》的好。所以权作4星。
      
  •     P41 我吃了很多高质量的牛奶和奶油,但这对提高我的法语水平帮助不大。
      每个大学生都有一名个人,称作他的“侍从”。
      大多数地方都悬挂着阿道夫·希特勒的画像。这种个人崇拜的现象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是我初次见到一个活人被当做祖宗或神仙那样崇拜。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相当近的距离亲眼看到阿道夫·希特勒。
      尽管我非常喜爱法国文学,但我的现代法语还没有我的中世纪法语好呢。
      当时,在牛津读满四年又取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只要多付20英镑住宿费,无需再次考试就能获得一个额外的硕士学位。我交了那20英镑,拿到了硕士学位。
      我忽然发现自己陷入经济困境,年轻的纨绔子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
      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P120
      
      而当时我对中国的大学已产生了相当深的幻灭感。大学里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太多;给那些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学生讲授英语实在索然无味,令人厌倦。
      P121
      
      他对中医药很感兴趣,送给我一瓶外部特意配制的药水,说是具有很好的壮阳功效。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
      
      当时的共产党官员都很节俭,不像现在的官员那样会浪费很多时间和金钱举行豪华的宴会。
      
      所谓的政协,就相当于英国的上议院。
      
      训练课程历时约两三个月,在此期间,党员们要回顾自己过去的历史,并当众进行“自我批评”,其他人为了“帮助”他,要对他进行“批评”。这是一种”洗脑“的方式。P173
      
      我想这是新中国产生特权阶段的开始。部长级以上的政府高官和外国雇员享受着普通老百姓无法得到的扶持上的特权。他们成了一个特权阶段,为了满足其特权,甚至还专门设立单为这些人服务的特殊商店。苏联的情况也一样。事实上,这正是陈旧的封建心理的复归。P188
      
      他们以为中国只是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这一特定的时间内发了疯。,疯狂开始的时间比这还要早十年。
      
      人民在反馈。政府官员有配给票,可以购买食物。P202
      
      年轻人发了疯了;在居民委员会的命令下,无辜的男女,甚至党校里的工友,都季到行,遭到残酷的拳打脚踢。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许多坏人都借此机会公报私仇。……八月份北京的火葬场忙得不可开交,烈性多得根本就烧不完。P206
      当时我确实快要疯了。
      于是我就靠长途步行来消磨时间,这也许对我的健康大有裨益。上班的时候只能到办公室去,坐在我的书桌前。
      
      *接着就叫我解下裤带、鞋带以及其他一切能用来上吊的绳索之类的东西。P218
      如果亲属前来收尸体,他们必须付四角钱,算是行刑的“子弹费”。
      毛的接班人林彪元旦总要对着扩音器发表像精神病患者似的拿腔拿调的演说。
      
      *他是一位从中国新疆来的维吾尔族青年。他开始对我讲述他亲眼见到的中国边远地区的种种事件,并且诅咒中国共产党。
      
      到了那时,我早已变得十分虚伪,决不发表任何不受欢迎的评价。
      
      胡耀邦同志(他是党的儿子,红小鬼出身)当了党的总书记,四川省长赵紫阳当了总理。
      
      1980年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幸福感是不能持久的。在此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次人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
  •     前几天读完的,在博客上写了评论。
      ~~~~~~~~~~~~~~~~~~~~~~~~~~~~~
      汉将李广常被叹为“孤星照命”。这个词很有意思。杨宪益英文自传White Tiger,套用此词,可译作《白虎照命》。昨晚读完这本书,今天还回图书馆去了。不是复习考试不专心,全书总共300多页,且字大行稀,去洗手间看一章,复习烦了看一章,没几天,读完了。
      
      总体感觉没有《上学记》值得读。虽然论名气及学术地位,何兆武与杨宪益不可同日而语,但讲故事水平明显和这些关系不大。《白虎照命》有流水账之嫌,谈及想法、观点不多,对社会现象评论更是泛泛。不过,可以看出杨先生是个聪明人,很豁达。能偷偷观察同台挨批斗同做“喷气式”的反革命战友,并觉得很有意思的,真不多。杨先生还一本正经的解释,他腿脚好,胳膊肌肉有弹性,所以“喷气式”难不倒他,可同台难友体力不济,很容易出笑话,所以批斗时观察观察他们很有趣。God, what could I say?
      
      对于无缘无故坐四年牢,杨先生也是以毫无所谓的口吻写的。正吃晚饭呢,喝了大半瓶白酒,就被叫出去送到号子里。妻子怎样不知道(后来估计太太戴乃蝶可能被关在旁边的女监里),子女怎样不知道,仍能在坐牢当晚就倒头大睡。他饶有兴致的写,在监牢里通过报纸对西哈努克亲王等的国庆贺电登载,猜出林彪出事了, “精神”传达之前已经把红宝书扉页的林彪致辞撕下去,被监友们惊为天人。
      
      不知是年纪大看往事淡了,还是杨先生本来就这么豁达。彼时显然不像现在讲得这么轻松,坐牢前,他已经有幻听等比较严重的精神问题。不过他超然的程度仍超过常人。读这本书时总不禁想起张伯驹先生。张杨二人有不少相似处,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家公子出身(两家还都是银行业巨头),从传统观点来看,二人都是守成不利的“败家子”。据说张的父亲想到偌大家业留给这么个不靠谱的儿子,临死都没闭上眼。他的担心显然有道理,拿一万平豪宅(李莲英旧邸)换张画这种事,一般败家做不出来,必须极度败家才行。杨老太爷幸运,儿子五岁时就闭了眼,没看到类似景象。
      
      估计经历过家族衰落这样的变故后,其它世事也相对能淡然处之了。这可以解释杨宪益先生觉得捡煤核是不错的差事,也可以解释张伯驹先生晚年穷到朝不保夕还要让侄子用自行车推着去赏梅花。
  •      看到前面章节的时候,很羡慕杨老先生能出国到各个国家旅游学习,并做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特别是他在埃及的一次沙漠夜游,让我有很深刻的印象,骑一匹很高大的阿拉伯马,悠闲的走过一座座沙漠中的金字塔。月光洒下银光,使眼前一切如梦如幻,非复真实的模样。真是很美的一幅画面,将我带到埃及沙漠。
       谈到他与他的夫人,我认为她能有戴乃迭这样一位英国贤惠女子陪他共度一生,不管他后期受了多大的苦难,他是幸福的,他们之间这份珍贵的情谊也是难得的。
       对于善还年轻的我,只是听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是未读到这本自传的时候不知道原来他的危害那么深,原来中国那么多优秀的作家、知识分子受过让我如此难以想象的毒害,尤其是老舍先生,真是可惜了,他居然是被迫自杀的。读起来真是感觉荒唐可笑至极。一如杨老先生所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以他们在学术上、艺术上的成就而定,却以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而定。”
      
  •     现在有很多留学垃圾,但同样也有很多精英,我想杨先生的留学经历估计和现在的情况又有些相似了,只不过现在没有蓝衣社的成员在监视留学生了。就这样一个公子哥,确实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走过了传奇的一生,看看他的回忆录,想想他当年的感受,不免觉得人生的偶然和奇遇,让人痛苦不已,却也乐在其中。中文版本的书名非常好听,漏船载酒忆当年。很浪漫,也很萧瑟的感觉。
      
      在开卷八分钟里面,梁文道说起这本书有中文版翻译和英文版原作,说中文版里面很多内容没有敢直接由英文翻译过来,由于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但是我在看中文版的时候也发现其中有很多那个的描写。所以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真的给删除了?我想有机会要买来英文版的读一读,可惜英文阅读水平太差。
      
      觉得杨先生生活的非常智慧,他好像并没有那么豁达,但是他处事的态度和精神总是那么乐观和积极,不怨天尤人,自己有喜欢的事业可以去奉献,有时,我看到这些人,难免心中有非常羡慕的感觉,心想自己能够不妄过此生该多好,面对现实,我觉得很无力,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梦想还是要慢慢培养起来。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不妨捉几只虱子来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怕。
  •     前半段讲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是每个读书人的梦吧。
      
      自由的读书氛围,交往鸿儒,对月谈思,举酒畅饮,我回忆自己的大学,早就背弃了中学时代的阅读习惯,杨先生却保持着令人惊诧的阅读量。
      正如意大利版的书名那样,杨的少年时代颇像一部偶像剧:出生富贵,才智过人,从不认真读书却可以门门功课都得A(当然他自己也说在牛津的时候成绩不咋地,但人家不在乎),而且应该也很英俊(没看过照片,但料想气质不凡),无论什么年代都绝对是无数少女追捧的对象(他在书中也暗示过自己早年的韵事)。
      
      多么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书啦,酒啦,朋友和草地……
      
      后半段就不说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要不怎么都说现在没好人了,张献忠屠城的时候老实人死掉一批,文革的时候老实人再死掉一批。
      
  •     去年年末买了两本英文回忆录,这是其中一本,另一本是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很凑巧的发现这两个人都是1915年1月出生,2009年11月逝世,都出生世家而在上世纪的30年代去英国接受教育,解放后都受到了冲击,文革中都坐过牢,郑念在文革中失去的唯一的女儿,杨先生的儿子因为文革中的遭遇等等最终自杀身亡,这两人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后走的路却又颇有不同,文革后郑念离开中国大陆,最后客死美国;杨先生在文革后还申请成为党员,继续留在中国做翻译。
      
      杨先生的这本自传是他一生的脉络,而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则完全是她在文革中的经历。这本自传有流水账性质,郑念的书则偏重细节,更有一种女性的细腻。让我佩服和向往的是那一代人的学养素质,真是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啊。。。。
  •     知道杨宪益时我是个小P孩。
      
      01年,这本书出来时,是我那年最想看的书
      (作为书名的这个句子,那两年里,我在心里至少念叨了近百遍),
      很多原因,却到今年才排上阅读日程。
      
      这中间很多年,我似乎没怎么看过书——除了业务范围内的,但却依然有过种种跟杨老、其他翻译家、这本书有关的皆被毙掉的计划。
      
      
      然而,就在我翻开书一天之后。
      媒体上看见,杨老先生去世了。
  •     Page104:我母亲还为乃迭设计了一套结婚礼服。那是一件中国式丝质短袖旗袍,上面绣满了龙凤花纹,腰身很紧,并不十分实用。二月初的重庆春寒料峭,礼服很薄,穿在身上挺不舒服……
      
      Page179:毛主席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Page190:有一篇非常精美的小说,叫《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原来的版本里有几处很精致的性爱描写。尽管我们是根据未被删节的原本翻译的,但英译本最终出版时,这篇小说还是在审稿时被删除了。还有一篇宋代优秀的鬼故事《西山一窟鬼》。小说写得很精巧,充满幽默情趣,乃迭也翻译得很好,但是不巧的很,当时毛主席刚发表着名的谈话“我们不应当怕鬼”,于是这篇鬼故事只好删掉。
      
      Page245;我们杂志的许多读者都要求我们出一些中国古典文学选集和中国当代作品的书,于是我决定,除了继续出《中国文学》杂志外,还要出一整套平装普及本的中国文学书籍。我决定出一整套由我自己来决定取舍的熊猫丛书……
      
      Page255:在一次全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Page257:1990年2月,我应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要求开始用英文撰写这部自传,他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了。我的自传结束于我七十七岁那一年。……今年我八十五岁。 1990年6月于北京
      
      可能因为从外文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原因,文笔不太自然,也不象杨宪益的口吻。叙述像隔了一层纱,闻名比如见面,近看不如远观。
      ========================================
      《少年执手●相约白头:人间仙侣杨宪益和戴乃迭》
      http://www.douban.com/note/27047874/
  •       ⒈说到阅读时,他说“我发现,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的作品的书目几乎是不可能和事。通常我每天读一至两部,因此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我几乎已经读遍了。”
      
        ⒉杨先生作为一代翻译大师,在用英文著述自传时,遇到“秀才”、“八国联军”这样的词语,在思想上自然需要用一些他自己的词语,如“他刚通过县一级的考试”、“于是八个强国派军队攻打天津和北京”。只不过我觉得,翻译回中文时,再如此固执地采用直译,看起来就会那么自然了。
      
        ⒊且不说杨先生一生中翻译的众多英文经典名著,仅仅在这本书里杨先生随意间提到了自己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工作,粗粗一览就让人咋舌。下面略举几例,以资证明。如《史记》、《资治通鉴》、《楚辞》、《红楼梦》、《老残游记》、《鲁迅选集(四卷本)》、《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众多唐宋以来的诗人文人作品,等等,不记其数。
      
  •   有本书《识图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06134/力荐!
  •   愿能守住那仅有的一片天。
  •   我读的英文原版,杨先生在后记中说这本自传是应意大利朋友之托,用英语写就,由朋友译为意大利文。不知中文版是否在这里有误。
  •   谢谢,手头没有中文版文本,可能是我阅读记忆有误,核实后再答复你呀
  •   你这样弄球了个什么?
    叙永人会说:你这样弄个球挖。。。。。
  •   能活出自我实属不易。似乎有些人天生可以如此。难道老天不公?
  •   比起英文版,有删节吧?妈的看大陆出版的书总是要怀疑有删节,不然就是确定有删节。。。
  •   难道在中国以外不是时机决定眼界,政治决定人生?
  •   中国以外至少不是你不搞政治就被政治搞咯~
  •   嗯,这个嘛。咳、咳……
  •   在如此糟糕的政治生活里头,人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   版权所有啊晕@_@
  •   杨宪益所以翻译了中国,全是因为一个女人。...把后半句留下,前半句随便换是不是都行?无语了。
  •   所见与期待视野相关。
  •    年轻人发了疯了;在居民委员会的命令下,无辜的男女,甚至党校里的工友,都季到行,遭到残酷的拳打脚踢。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许多坏人都借此机会公报私仇。……八月份北京的火葬场忙得不可开交,烈性多得根本就烧不完
  •   最后一句话比较经典。貌似成了潜规则。
  •   后来又申请退党了。。
  •   是啊,也许他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吧。
  •   不错的读本,还有巫宁坤的《一滴泪》,都可以找到一起读。这三部都有缘碰到且读下来的私以为很妙了
  •   这三本我还真都有啊, a single tear还没读完。
  •   一滴泪英文写得蛮好的
  •   有人说这个标题译作《一滴泪》没什么,译成《欲哭无泪》才好。
  •   我ganjiao一滴泪比较好,哭得出来要比欲哭无泪稍微好些。。
  •   一直想读英文版,就是没有缘分遇到。中文版是细读过的,可惜是阉割版。
  •   一滴泪是作者用中文重写了一遍,不是翻译的
  •   我也是把这两部传记连起来看的,两个人都是难得的人物,看完对那个时代很有感慨。
  •   杨老这本英文自传原名叫什么啊
  •   white tiger
  •   哈?那漏船这个名字哪来的?
  •   漏船载酒忆当年,译名。
  •   也有叫“白虎星照命”的好像WHITE TIGER.
  •   杨老去了,他的著作永远留存在世。他才华横溢,但政治上也很幼稚,晚年似乎醒了。white tiger 是香港大学出版的英文版的杨先生自传,(大陆是不能出版的,可能将来会有出版的一天)因为说真话,说实话,值得一读。漏船载酒忆当年是其中译文,将杨的原版最后几章删除了。(当然这是迫不得已)从一个纨绔子弟到大翻译家,译了那么多古典名著,真是了得。我敬仰他。
  •   I have an English edition. O(∩_∩)O~
  •   请求英文版哪里有售
  •   香港有卖,内地木有英文版。
  •   刚看完生死劫,这个香港版网络上有下
  •   尘归尘,土归土
  •   唉,越巧合越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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