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激进与保守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作者：干春松  页数：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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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回首20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呢？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在此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相应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这种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

内容概要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还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的反思中，阐明张岱年先生在晚年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是一种建立在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立场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以文化的“可离析性”和“可重构性”两大原则为基础，为中国未来的文化战略建立起了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基础。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学术贡献涵盖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等许多方面。《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以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对象，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观点，如激进西化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保守主义、调和派等，指出，张申府和张岱年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倡的“创造的综合”超越了简单的中西对峙，无论从文化观念和方法论上均有很大的突破。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视野宏阔，以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主线，串联和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不同立场的文化观念，有助于我们对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历程，并触发我们对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

作者简介

　　干春松，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动态》杂志主编，200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在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访问研究。　　一直致力于儒家思想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进路。主要作品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03）、《制度儒学》（2006）、《儒学概论》（2009）等，并有编著、论文多种。

书籍目录

总序引言第一章 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与后五四的中国政治第二章 中国近代文化的第三条道路：从调和论转向创造的综合第三章 作为兄长和早期思想指引者的张申府第四章 关于“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讨论第五章 创造的综合和文化的创造主义：张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观第六章 20世纪末期的文化景观第七章 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第八章 张岱年和后“批林批孔”时期的儒学观重建第九章 文化主体性和民族精神的重建第十章 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继承与阐扬第十一章 综合创新能否成为文化战略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一）学衡派的思想源头　　与新文化运动直接继承欧洲的启蒙思潮不同，学衡派的思想基础是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所谓“新人文主义”是“以英国诗人和评论家M．阿诺德的文学和社会理论为基础于1910—1930年间在美国开展的一个评论运动”①。他对当时的机械化大生产持批评态度，重视道德观念，重视继承优秀的人类文化传统。　　吴宓等人在哈佛学习的时候，深受白璧德的影响，而白氏的人文主义，主要的攻击点是在以培根为始祖的科学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并提出实证的人文主义。他说：如果与这种人文主义相对照，“则彼科学及感情的自然主义之错误立见。盖其所主张，实证不足，又惑于想象，溺于感情，将旧传之规矩，尽行推翻，而不知凡个人及社会之能有组织，能得生存，其间所以管理制裁之道，决不可少。故今者既已将身外之规矩推翻，则必求内心之规矩以补其缺也”②。　　完美的人文主义是“须融汇从古相传之义理而受用之，并须以超乎理智之上而能创造之知觉工夫，辅助其成”③。他们反对那种泛滥的人道主义，而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试图从训诫和选择中确立人文主义的精神，即调停理智和浪漫，取得一种中道。在这种立场的影响下，学衡派反对启蒙的价值观和进步观，认为世界文化具有统一性。文化的历史统一性，“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