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俊清 编  页数：445  字数：425000  

前言

　　一、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目前，我国共有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其中有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此外。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还有1159个民族乡（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64％，自治地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民族自治地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国家在民族工作领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先后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等，使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截至2005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为157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9％。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441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2287元。其他道路、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2005年，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8.6％，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35.8％。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为1026亿元，支出为3050亿元，收支差达2024亿元。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创新前沿问题研究的论文集，共收录了18篇论文。作者通过对公共管理改革与创新、政府绩效评估与能力建设、全球及区域稳定等问题的研究，在充分阐述政府管理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回顾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实践经验，并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的模式，指出现阶段我国政府管理的成绩与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作者简介

李俊清，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兼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际行政学会会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曾在美国社克大学、纽

书籍目录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改革刍议（代序）公共管理改革与理论研究  我国中央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战略问题研究  危机风险管理：新的危机管理模式  欧盟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发展与变革  治理视域中乡村公共权力结构的改进与完善  完善民族Ⅸ域自治制度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社会公正：政府的责任政府绩效评估与能力建设研究  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  公共治理的新策略：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  公共组织绩效评估：中国实践的回顾与反思  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的初步分析与研究全球及区域稳定问题研究  当代新兴宗教问题浅析  宗教在阿富汗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  同化还是融合    ——东南亚国家民族政策取向的战略选择  论冷战后世界性民族主义新浪潮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凝聚与离散，两种力量的较量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原因再探讨  苏联解体对世界民族主义问题的影响  中华法系思想内涵和基本特点

章节摘录

　　3.理顺村“两委”关系，实现团结共事　　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村党支部领导本村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村委会组织法》中对农村党支部核心领导作用的明确规定。因此，“两委”关系首先是村委会应当自觉接受并服从村党支部的领导。二是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整个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是整个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运作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高度自治性。因此，村党支部应当积极支持村委会依法独立负责的开展工作，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但是，在实践中，这两个方面很难有机地结合起来，往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此，理论界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行的法律政策对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职责权限的制度安排过于原则、笼统，而不够具体、清晰。于是许多专家学者主张进一步从制度安排上明确划分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合理划分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关键是把“掌舵人”与“划桨人”分开。如果把农村基层单位——村比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的话，那么，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就是“掌舵人”与“划桨人”的关系。党支部的使命、目标、行动范围和自主权限概括起来说就是掌舵。掌舵就是抓大事，把握大局，实行政治领导。而村委会的职责、功能和自主权限概括起来就是划桨，划桨就是抓具体，协调和治理村务，实行公开管理。“掌舵”与“划桨”论，属于一种理想设计，在实践中很难付诸实施。个中原因是，在农村事务安排上很难真正区分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具体事务，二者的“度”很难把握，很难分得一清二楚。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应当是大事，而这些大事又是由一件件具体事务组成的，离开了具体事务，大事就成了“无事”。另外又有一些具体事务，如果处理失当就会成为大事，甚至酿成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