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香港人

出版时间：2005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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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這一代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1980年代我們的一些作為，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
舉世無雙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 不知道是天才的劇本，還是自然渾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莊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價不斷上揚，我這一代香港人紛紛向銀行貸款買房，世代相傳了地產必升的神話。有餘錢就繼續買房，或投在當時七大地產公司主導的股市，有恆產者與地產商、股市、銀行利益與共。至於在私人住宅市場買不起恆產的人，政府建公屋，或租或賣讓大家住。政府同時靠賣地增收入，保持低平窄稅，聯繫匯率，法治開放，繁榮安定，進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國的直接投資、避難逃資、投機熱錢湧入我們香港。房價股市越發猛升，大家發財，順便造就了我城幾十年的富貴與浮華、我這一代人的燦爛與飛揚 - 思之令人感傷，然後不禁啞然失笑，簡直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誰還理會製造業空洞化，資源投在非生產性的建設，競爭力消失，房價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陸在改變，地緣優勢在磨滅，熱錢靠不住？
往前走，不能不解掉那些1980年代以來我們這一代香港人自己設下來的套……

用户评论 (总计37条)

•   　　这本书对我还是很有价值的。起码很多关于香港的概念及之前未曾了解的关于香港的历史有了更多地了解。关于作者之前并不了解，关于书中的观点也未必都赞同，但是从一个在两岸三地都生活过的人眼中可以读出一些东西。视角可能比较新或者更全面吧。
•   　　坊间一直流传英国人占领香港的时候，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近来的一些研究又指出实事并没如此，英国人登陆港岛的时候香港已经有数千居民，而且很多人是务农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此外还有近40间书院，实在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病国人占领香港后该如何统治这块衰落的大清帝国边陲的殖民地呢？很简单，一国两制嘛，英国人并没有对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兴趣，毕竟这只是帝国在远东进行贸易和殖民侵略的一个港口或者基地。于是最开始殖民者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保留了大清律例和一些乡约民规，随着大陆政权的的不断更替，这些治理香港华人的法规制度并没能全部更新，以至于像纳妾这样的制度一直到1970年代才被废除。但另一方英国人需要香港成为一个自由的贸易港来扩张和维护帝国的利益，为了保障帝国利益又必须在香港推行法治等现代管理手段，没有这些现代的理念和手段来管理香港，香港和清王朝的沿海港口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加之居住在香港的西方人处于自身社区安全的考虑以及对底层的人道关怀和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景，也在推动者香港社会的的不断改良。可以这样讲最开始很多年的香港一方面保留着很多中国大陆的社会习惯，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大陆的一些城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的统治又为香港带来了诸多的现代化的东西，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
  　　
  　　对于英国人讲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其实在殖民地最初的100年对很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英国人对香港最大的贡献就是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这使得香港得以免于内地政治动乱和战争，很多无路可走的人也在这儿找到了一块栖息地。试想一下曾经有多少清朝维新和革命人士曾经逃亡到香港，抗战和1949年的政权更替又有多少人逃到了香港，还有后来的大陆的大饥荒时期又有多少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饥民逃到香港。其实在1949年前中国人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的，即使英国人有一段时间要求非本地人士要有签证才能进入香港，但是这种限制从未加诸于中国人身上。
  　　
  　　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香港更跟其宗主国属于西方阵营，随着西方对中国禁运开始，其作为中国转口港的优势瞬间消失。但是随着政权更替，大量的内地人涌入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香港顺势抓住了战后先进国家的第一次产业转移，利用本土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建立起了香港的加工制造业。随着本地工业的发展，劳资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工人的权益和福利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1966年和1967年香港爆发了两次大型的工人运动，尤其是1967年的工人运动受到内地文革和北京控制工会的影响演变成一场社会暴动，对香港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一些左派人士甚至在街头投放土质炸弹，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一个战场。
  　　
  　　19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衰退，1973年香港又爆发股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据统计1975年全港共有20万人失业。社会生活方面贫富悬殊，多数香港人仍在为一日三餐奔波，1971年的时候香港还有十三万10至16岁的儿童及少年未能入学，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从事童工的经历。贪污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以警队最为猖獗，另一方面暴利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较之今日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足。
  　　
  　　1971年英国人麦理浩就任港督标志着所谓“麦理浩时代”，也是很多香港人记忆中的“黄金十年”的到来，那是很多人眼里港督励精图治，港人奋发向上的十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意识诞生的十年。1974年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将廉政风暴从公务员队伍一直刮到工商界，不顾工商界包括亲北京的左派人士的反对颁布一些列保障工人健康，薪酬、福利的法律法规，提高和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津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广建公屋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广建公立医院为市民低通廉价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改善公共交通兴建地下铁，修建大量的公共的体育文化设施。政治上扩大市民的参与度，财政上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经济上支持码头扩建增加货柜吞吐量，成立理科院校培养技术人才，支持本地产业又劳动力密集型向多元化，在其任期内香港的电子产业飞速发展，到1979年香港有电子企业1041家，随着大量的社会建设的推行，香港的建筑业也得以飞速发展。推动金融业发展，奠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了香港人的参与度，如增加立法局议席，在自身形象上麦理浩亦十分亲民，在其推动的“清洁香港运动”期间曾亲自参与清除海滩垃圾活动，1975年更是促成了英女皇访问香港。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麦理浩的十年社会改革并不都尽如人意，比如他的建屋计划并没能完全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他的医疗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扩大政治参与也和给香港带来民主几乎不沾边，但是这十年却是香港人踏踏实实的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福利增加，社会进步，政府有为的十年。相较于一条河对面的中国大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极端贫困之中，文革中武斗还能时不时从大陆飘来几具尸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香港才是他们最佳的安身立命之地，对香港的认同感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也开始在这个时候步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在香港成长，习惯说粤语，青少年时代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熏陶，很多人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如果说他们的上一代是成长于地道的中国文化，那么这一代人则是成长于中国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杂糅的杂种文化，就连他们的粤语也是土洋杂糅的。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崛起，粤语文化在1970年代开始赶超国语文化，粤语电影，粤语歌开始开始大面积流行普及，1971年香港只有一部粤语片，72年停产，但是1973年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却成为票房冠军，开启粤语片风潮，60年代国语歌是压倒了粤语歌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粤语歌反超了国语歌，电视节目也是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已经占到了人口的多数，现代意义上的”香港人“诞生。
  　　
  　　谈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麦理浩在香港推行大刀阔虎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是什么？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很多香港市民似都漠不关心，他们基本上不相信麦理浩真的有勇气和能力清楚腐败，麦理浩的诸多改革也是受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的，他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些改革的呢？事实上1960年代的两次工人运动尤其是六七暴动对殖民地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麦理浩的前任港督也意识到必须改革，必须正面回应市民的呼声，麦理浩的一些改革只是继承和扩大了他前任港督的改革计划而已。另一方面外交官出生的麦理浩在1971年就任港督前就在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因为新界的租约到1997年就将到期，而香港未来的归属必将在1980年代定下来，而七十年代则是为未来中英谈判准备的十年，麦理浩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愿意接受现状，但是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迟早会到来，只是越迟越好，具体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但是在中英谈判前他们能使香港繁荣、团结、满足，至少避免成为外界的笑话。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国际地位，具有高素质的教育、科技、文化的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进而使中国既能从香港得益（比方说49年后对香港食品和淡水的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之一），但这些利益和中国国内完全不同的条件，使中国不愿意收回香港，即使收回香港也会给香港一个特殊的地位（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可谓正中麦理浩下怀），这样就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市民认同，这也是麦理浩改革的内在动力。
  　　
  　　另外一个问题，今日的香港也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市民游行示威也是屡见不鲜，为何今日特首未能进行积极改革来改善现状呢？其实这也是今日的特首和昔日的港督的差别，相较今日特首常常受制中央，当时殖民地的港督具有很高的自主性，英国方面只要港督不给宗主国财政负担，不和中国搞坏关系，其他方面麦理浩具有很到的自主权，而当时的工商界和普通民众对港督的影响也逊于今日。战后殖民地政府财政状况一直良好，几乎年年有结余，到了麦理浩时代他已经有足够的财政实力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伦敦也不用担心香港成为其负担伸手向其要钱，经济的独立自然导致腰杆子的笔直。话虽如此伦敦和麦理浩在香港的改革依然绝非，你办事我放心那么简单，中间依然充满博弈。比方说当时香港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香港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的纺织业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而当时英国是共党执政，公会对共党具有很强影响力，这样导致伦敦对麦理浩施压，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要求香港工人能享受到亚洲最高的工人待遇，这是英国提出的最低要求，但是麦理浩却当成最高要求来处理，很多人批评这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全面检讨其劳动薪酬和福利的机会。。在扩大参与度上，麦理浩依靠民间草根机构构建和谐社区，扩大立法局议席，但是这些议席却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委任产生。麦理浩为何又没能给香港带来一些真正民主的东西呢？这可能源于其改革的第二个前提不能和中国搞坏关系惹麻烦。倘若当时麦理浩进行民主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反对，后来彭定康在香港的民主改革就面临着这种局面，而且当时中国也害怕民主导致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当时国共两股势力在香港民真暗斗，选举产生的人选难以预测，开放民主必定导致两股势力牵扯其中，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分裂成亲共和亲国两派，把香港变成国共两党的有一个战场。
  　　
  　　通过以上论述和后来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麦理浩的改革基本上达到了其目的，香港社会经济得以繁荣，而中国在收回香港后也给与了他特殊的地位，香港人对于香港的认同建立起来。在今日香港的政治框架下想再进行麦理浩式的改革实在不现实，用陈冠中先生的话说是殖民地的港督亲近资本，但不受制资本，而现在的特首既没有港督的威权，也没有民选的威信，现在的特首是由一个亲商界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的靠拢资本家。香港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麦理浩，其实也不需要另一个麦理浩，香港需要的是一个普选的行政长官，香港的未来应当建立在普选的民主制度之上，中国亦如此。
  　　
  　　（本文可以看做是对陈冠中、吕大乐等人对于香港历史现状的多篇文章的读书笔记，引用了他们的资料，也谈了个人的心得和观点。很多资料全靠本人记忆，难免出错，欢迎批评指正）
•   　　Camp“坎普”，用在广东话里大致是疑似男同性恋的意思。如果明摆着是，又不是camp，所以这个词暧昧得很。（词源居然来自法语的俚语se camper。）而文中的camp，我理解是精美、细致、造作之极，差一点点就能登上大雅之堂，但还是遗憾地离于主流。
  　　 太俗或太雅都不是camp。欧洲具代表性的camp，是art nouveau新艺术运动。而现在英、美、日的一些文化产品，似乎比欧洲大陆要camp的多。比如Alexander Mcqueen和某一部分的Vivienne Westwood，Anna Sui的一些标志性包装、Juicy Couture和Benefits的一些倾向、全盛时期的滨崎步。甚至Lady Gaga身上偶尔也会有一闪而过的camp（但最终被她狰狞的表情或造型吓跑）。
  　　 Camp是一味强调狭义上的优美和品位而不自省。它在现代的英、美、日比欧洲大陆要更得人心，我认为是前者的群众审美方向与后者迥异的缘故。Camp在日本已非常地本土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日本少女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卡哇伊（kawaii）。日本摄影师蜷川实花的影像作品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Camp跟华丽、小清新、洛丽塔、哥特等词语都有擦肩而过之感，但这些词语又不能反过来阐释它。
  　　 所以camp并不是一个度量标准，苏珊·桑塔格定义它是一种“感觉”。她准确地定义了一个没办法准确定义的东西。但从某种程度来说，camp又是精准的，差一丝一毫都不是camp。这种感觉本身就具有精准和暧昧两种对立特质。
  　　 就camp的生存环境来说，也有精准和暧昧两面。只有经济高度发达、辉煌的文明才能使之存活。但同样地，一个相对来说道德、福利、文化和艺术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又不能使camp扩散。像美国年轻人常常爱说的那词，bitchy，非常camp也非常能说明我上述观点。
  　　 所以camp注定是小众的、边缘的，也非高尚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23c49d0101eglz.html
•   　　首先是有些误解，指的是看到书名《我这一代香港人》，再加上作者陈冠中，事关陈冠中是有印象的，在那本超级本杂志——还未被现代传播集团收购前的——《号外》，就是这位仁兄捣腾出来的，记得当时只能在一些独立书店买到过刊号，不是过很久的那种，大概就是本月可买上月吧。我指的是本世纪开始的那两三年里，这样的杂志是很震撼人的，后来零碎还翻过陈冠中的一些文字，听说是长期走在北京的日子里，如此云云。
  　　
  　　我说的误解是本以为这是一次常规的老男人对生养自己城市的一次怀旧叙述。这样的先入为主着实让自己吃了苦头，这书一读下去，感觉是在拿着硬硬的法式面包干啃。头面的感觉是，太他妈的严肃了，这又是我的一个误区，总也不习惯一个香港人和你谈起严肃的社科问题和哲学探讨。
  　　
  　　我清楚自己的是受了太多香港娱乐信息的感染，就像我看到陈冠这个姓（假如陈冠真的是一个姓的话）首先想到的是陈冠希而不是陈冠中。这确实是让自己有片刻的自惭形秽的感觉。
  　　
  　　还好我完全无视自己的羞愧而厚着脸皮继续读下去，我看到了陈冠中的用心，是特别用心地讲诉了一个不那么大众认知化的香港。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大众认知的香港贴的标签并不那么的闪亮，什么娱乐化、低俗化、商业化、文化沙漠等等。贴标签是很容易的，而且轻易地就传染了，就像咱们大陆给各省人贴标签那样，可谓出神入化鬼斧神工没的上诉反驳。冠中兄并不想就这样咕嘟一口口水硬吞下去就罢了，而是渴望通过一些客观的展示和分析，告诉大家，那些标签并非香港的全部，甚至标签本身就是一个误区。至少在他这一代的成长和生活里，香港并非是大家道听途说的那样的香港。
  　　
  　　我这样分析，实际上也诚惶诚恐，怕又是误解了吴先生的真实意思，本身书里就没局限于香港，从序的标题“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就可看出，香港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冠中先生也分了几个章节，去讲诉他生活过的香港、北京及台北。通过几个中国人最重要的城市，结合到全球化大环境里，到每个人的演变、城市的演变、文化的演化等等等等，实际上非常宏大，不过宏大的课题不一定那么能抓住人的注意力，因为我等常人，更容易被细微的小故事而把住脉搏。这一点，《我这一代香港人》里是缺失的。
  　　
  　　说到底，是你拿起书的那一刻已经有所期待，但你的期待并不一定与陈冠中的期待是一致的，因此，当我换了一个姿势继续读的时候。
  　　
  　　甚至有丝丝的感动流动出来，这么一个香港人，没有弄出一个情怀，或画一幅香江上河图出来让彼此沉浸于集体怀旧的美好情绪里。而是从精神层面抽出香港这座城市的根茎，最终展现作者本人内心对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一些不系统但又不可或缺的标准。
  　　
  　　我于是仿佛在中环或铜锣湾热闹的街道上，突然发现有一座图书馆，里面安安静静，都是用心阅读的人。
  　　
•   　　你的异域，我的故土
  　　
  　　马维
  　　
  　　在一家常去的书店的醒目位置看到 “思享家丛书”出了新册子，便很自然地从架上取下翻看。我得承认，这首先是因为看重丛书主编、作家徐晓的名字。时隔多年，我依然忘不了阅读《半生为人》所带来的震撼：相信在这样的作品和作家面前，当代很多散文或“散文家”都不免自惭形秽吧。后来有机会亲见作者，果真“文如其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得这几个字的人并不多见。
  　　
  　　引起我好奇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这套书先前出版的几册，有大半我都翻阅过，的确名不虚传。而当下面世的这几本，也足够吸引人：香港作家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学院派公共知识分子刘擎教授的评论集《中国有多特殊》、名家叶兆言的民国专栏合集《陈年旧事》。还有一册书，题目起得最为潇洒，曰《与故土一拍两散》，其作者，看似名不见经传，却同样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乃著名学者、《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合译者王亚南先生——顺便说一句，在很多人看来，其实王老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反倒不在此，而在其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聊了那么多关于作者的闲话，话说回来，我当然知道，我的同类——书虫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书本身的质地，却并不怎么在乎名头的光鲜与否。当我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将这几本书从那家本地有名的实体书店抱回家细细阅读之后，我得承认：出于对名家的警惕甚或是过度警惕，我原本真的低估了它们可能拥有的阅读价值。某种程度上，我买下这些书，是出于支持本地独立书店的想法。可是，这个念头却在不经意间让我遭遇了一场非常不错的精神大餐——虽然说不上奢华，甚至以其形式而论并非那么地formal,但我却真的“吃”得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先说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我阅读陈先生的作品，自《城市九章》始，此后即一发而不可收，真可说是喜欢得“弗得了”。此书延续了作者一贯貌似散淡的笔法，描述在作为读者的我这一代人眼中是父辈的那代香港人的林林总总，往往能令隔岸观火的读者大呼过瘾。香港是他的城，他对香港的爱，时不时会体现在那些也许会让人不太舒服的批评里。比如他以挑刺的态度议论到的“港式精明和效率”，说“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这成了我们的习性……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看似漫不经心，不过至少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却是处处说到了点子上。这部书里最好玩的，还要数对“刻奇”（Kisch）现象的探讨。这个词在华人世界的媒体上如此流行，却鲜有对其涵义做出系统梳理者。这部书里收录的长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以一种近乎戏谑的笔法探讨了当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遭逢到的Kisch的种种表现，极为有趣。而作者对北京、台北、上海等各大华人城市精神的对比，则显示出了一位老牌文化人的功力与敏锐，让人不由心生佩服之意。
  　　
  　　如果说陈冠中的作品，书写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香港人的文化自省，那么在《与故土一拍两散》里，海归作者王昭阳则展现了更多的“异域观察家”色彩。这部书主要写到作者在美留学期间经历与耳闻目睹的种种以及由此生发的大量感慨。很可能是由于遭遇的缘故，作者虽已在欧美诸国生活数十年并已归化美国，对美国文明却充满了叛逆与不满。而眼光的毒辣又使其批判常常切中时弊——尽管也许因为看似不是中国的时弊，而不怎么吸引眼球——必须承认，他所看到的问题，大多乃是真问题，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站队的结果。事实上，或许它们还不仅仅是“美国问题”，也同时就是“中国问题”。
  　　
  　　同样是谈论中国问题，刘擎教授的《中国有多特殊》，其观察世象的视野与挖掘和阐释问题的功夫，似乎要比前者更为深广。我这么说，其实是想表明以下观点：这真是一部现今少见的值得反复阅读的公共读物，也是这几本书里我个人最偏爱的一部。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恰如其分地将汉密尔顿的写作信条当作公共写作的典范，而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的公共写作中，已经罕有仍然对知识本身抱有纯粹兴趣而同时又愿意并且能够对众多关乎社会的问题进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多角度审慎探讨的作者。不过在这不多者中，刘擎先生无疑应该是重要一员。尽管“中国有多特殊”这个书名，完全不足以概括本书所论及的议题之广博与复杂，但这个题目还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挥之不去的“中国意识”。无论是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命题的探讨、对现代之政治正当性观念起源的追溯，还是对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的回顾、对法国学术明星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介绍与批评，抑或是对美国大选的观察、对今日中国社会被“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浪潮吞没的思虑……尽管论题不一而足，但在作者这些学术或公共关怀的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中国语境。换言之，尽管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简约化为“中国问题”，但作者的种种关怀仍不失为是中国知识人所独有的。
  　　
  　　观察前三位作者，很容易发现其外在的共同之处：留洋知识人。而叶兆言这位以小说家身份来写民国文化名人的名人之后，却没有这层背景。也许真的是因为这一缘故，至少在对比阅读时会发现，《陈年旧事》里收录的文章有更多的旧时中国气息，读完后令人打心眼里向往永不再来的旧日时光。我还必须说，这种向往，不是一种理性的向往，也不是一种厚此薄彼的臆想，好似那个年代真的好过如今多少似的，不是这样的。它更多的是一种乡愁般的渴望，恰似一个婴孩在刚出生时想要再次回到母体，寻回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一般。本书白描式地叙述了民国诸多文人的八卦，自然有些是我们读到过的，但也有不少学者的掌故是过去为人所不知或忽视的。因为作者生于世家，长在民国之都南京，就读于文史学者众多的南京大学，拥有地利与人和的便利，为一般人所不能企及，故而也就可以为我们写下不少文史学者的轶闻。在如今民国热，尤其是民国学者热鼓噪得有些惹人厌的情形下，作者那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却仍然能令读者颇感耳目一新，实属不易。如果说尚有些许遗憾的话，那就在于，书中个别篇章在写作时恐怕是顾虑篇幅的缘故，有虎头蛇尾之嫌。
  　　
  　　这四部书，自空间而论，探讨的主题从中到外，从东到西；自时间而论，则是由昔日到今日，由历史到现实。不过，无论论题如何变换，无论选择何种切入点，都不脱对故土的关怀和对异域的关照。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也同作者一样，时时需要面对来自异域与故土之间的张力。你有你的异域，我有我的故土。而在这个充满变幻的世界里，一切都随时有可能改变位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令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辽阔与自由。
  　　
  　　
•   　　其实好书不一定是好看的书，譬如此书文字或质朴或群聚，实在算不上好读和出彩，但它写城市的部分好在态度：结合一代人的真实经历与感受反思着个体和整个城市的失落、失察、失误、失败与失踪。
  　　
  　　就是这种最不讨好的写法最能让局内人和局外人由感同身受转而认可其理念。
  　　
  　　自封精英带来的恶兆何止显现在香港和这一代港人身上。
  　　
  　　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城市人都应当了解走在歧路上时身体应当倾斜的角度。
•   　　不用细想也不用查究，却敢肯定《我这一代香港人》书名中有着根本性的错误，错处就在那个“代”字。所谓一代，是多长的时间呢？无论是10年还是100年，总之不是短时间吧？同时代成长的人当然有些共通点，但观点取向各有不同，正如当年那些寂寞的推销员，如今只有一人能当上特首。
  　　1952年在上海出生，4岁来港定居的陈冠中，属于第一代土产婴儿潮的冲浪者，他在1976年创办《号外》杂志，率先为本地首批中产阶级确立文化品味指标，早被认定是香港波希米亚文化代表。和他同期成长的，既有忙于建立“狮子山下”奋斗精神的基层，也有活跃政治商界的洋人商贾，大家把眼前景像建构成回忆，谁都以为自己看到真实的全部。
  　　因此，此书以“一类”、“一层”、“一个”名命才最适合不过，但陈冠中却选择与各阶层的同辈站在同一阵线，其视野看到的不是物质或社会阶梯，而是着眼于文化和思想层次。
  　　这不是一本成功中坑缅怀过去的自传，作者没有作出苦口婆心的劝告，也不会哀号新一代不长进，反而站到崭新角度重新审视这些年来的得失，对同代人自傲的态度不以为然，反而承认现时香港的好与坏都和他那一代人有关，无论是地产虚火、拜金主义还是政制困局，都是他们同代人的一些决定，才造就了今天的局面。至于所谓成功，甚么拼搏精神、高尚理想都是假话，只是老鬼们在“自我陶醉”。他在书里坦然地说：“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上一代，只是运气比较好。”这也许是自谦的话，但由此推算，今天的新一代会不会比上一代更差，而且运气更坏？
  　　书的内容划分成三部份，首部份文章集中谈香港的城市发展；第二部份是一些短文，谈文化、时尚和电影娱乐，其中在《爱富族社交语言》文章里，以英文字母依次列出155个爱富族(富裕阶层)必懂字词，当作潮流字典去啃也会获益良多。最后部份则载入宏观视野的文章，谈世事、法治、绿色资本主义、消费者权益和内地民工等事。
  　　第三部份收录作者的其他文章﹐取题十分多样化﹐主要是讨论左派知识分子通常关心的议题。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民主法治政制扶贫﹐中国政情评论﹐绿色环保动物权益等。这部份的文章没有统一主题﹐加上文中大量引经据典﹐读起来不易明白﹐给读者花多眼乱的感觉。作者本身的观点比较温和﹐他没有完全否定西方现行的政治体制﹐算是中间偏左的立场。虽他的有些观点不能绝苟同﹐例如动物权益和城市规划等﹐但阅读起来没有令人反感。不论支持还是反对那些理论﹐他的文章都是很好的入门材料﹐给读书一个深入浅出的基本认识﹐并例出理论的原著供进一步参考。
  　　陈冠中在香港成长，到台北住了6年后定居于北京，对华人社会的城市感受犹深。他曾经认为台北很丑，停留后却觉得那里最适合居住，台北的好，在于城市布局够普通，贴近生活所需，保留了城市的神韵风流。
  　　陈冠中视香港为根，对这块土地特别着紧，花了很大篇幅检视这个城市，他认为普通建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菜，并不赞同政府为追求发展而摒弃旧建筑，甚至盲目地把“脏乱”的地方拆除便视为美。在他眼中，香港的魅力在于复杂拥挤的普通建筑里，政府应把资源用来改善人民生活质素、提升人民的生活尊严，喜欢以宏伟建筑作地标的当权者实应参详细看。
  　　若想知道如何解读香港人的思维﹐这本书应该屈指可数的参考资料。这本书除了客观地分析香港文化外﹐作者想藉此宣扬他的文化价值观的意图很明显。这方面他可以说做得十分成功﹐一来他的文章颇有说服力﹐若一时三刻不接受他的立场﹐亦已引起读者自行寻找这些理论的兴趣。不论是否在香港居住的人﹐只要与香港有联系﹐或想多点了解香港这个城市﹐一定不可以错过这本书。
  　　会拍、会看、也会评论电影的陈冠中说：“有一种电影，你看完后觉得自己长了一智，或学到了些什么。”若把“电影”转换成“书”，就是他这本着作的存在意义了。
•   　　换只眼睛看香港
  　　
  　　香港，在大陆人的眼中可谓是爱恨交加。它限制奶粉的购买，限制内地孕妇的进入，各种限制让人觉得如此果决而不友好。它又有着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教育、影视、金融都奔跑在世界的前列。对于这样的一个地方，弹丸之地却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历史，让人惊叹。但如何深入其里，真切体会其内部的逻辑，观察香港以及香港人的逻辑，需要现身说法。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无疑正好填补这个空白，这位有着三重身份的文化人在书中剖析了他这一代香港人的成长，也对成功和失败进行了梳理，读罢此书，让读者不由得要换只眼睛近距离品味香港。
  　　
  　　作者陈冠中是香港“婴儿潮”一代的人，出生在上海、生长在香港、居住过台湾、现在居住在北京。对于成长的过程，他有着自己的切身体会，那就是这一代人创造了香港的辉煌，而这个辉煌的缔造来源于所谓的勤劳、勇敢、奋斗的精神。但同时也不无选择地说，香港的辉煌其实是有着天赐良机的，尤其是经济的腾飞，得益于香港在二战之后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工，迅速崛起的制造业让香港经济得到了质的飞跃。在这样的时刻，台湾落后一环，大陆正在努力供给香港廉价的副产品，这些条件都为香港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更可以说，这都是天赐的机会，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好的命运而香港正好赶上了。
  　　
  　　对于香港腾飞的原因，他归结于那一代香港人的教育模式，那就是灌输教育导致的顺从，对于制造业不挑不减，对于机械劳动从不厌倦。当然也造就了付出就要有回报的短视，演变成为香港经济的二元模式，即只剩下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还有顶层的金融产业等，缺乏的是中间层面的劳动就业和经济价值。所以，作者提出香港应该重新找到发展之路，填补中价值、中就业的经济，而不是继续走迅速赚钱的转移制造业老路。因为这条老路曾经是香港成功的原因，也恰恰是香港的失误所在，只顾及到眼前的短期利益却忽视了长远的发展。
  　　
  　　香港由于高度商业化往往被贴上“文化沙漠”的标签，即香港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香港有着众多的作家群体，仅仅次于北京。但从表面上看，香港确实商业化程度太高掩饰了它本身的文化气息，只不过它的文化气息都是表露在外，看上去稍纵即逝的。比如香港的音乐、电影、电视，无不是曾经引领过华语世界的辉煌，但贴上“文化沙漠”的标签显然是操之过急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更换我们的价值观，对于香港这座城市进行重新的梳理，这包含着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陈冠中的这本《我这一代香港人》无疑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在看到香港的同时也能够照映出大陆的影子。（文■王传言）
  　　
•   　　一共三部分，第一部分详述香港自开埠以来的历史文化和现状，香港人的想法和香港与大陆的关系。第二部分讲作者对城市，文化，创意的看法，第三部分介绍了世界上先锋文化和对经济及政治的看法。每部分逼格越来越高，横跨文化，经济，政治。
•   　　说起香港，往远处想，那是自由港，法制社会，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往近期想，却只有最低工资制，奶粉限购令之类的了。
  　　
  　　在文化上，英政府并没有对香港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地改造，因为其殖民地的特殊地位，香港也幸运避免了内地文革的清洗。香港至今仍然是很西化，同时很传统的城市。在经济上，香港并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为土地稀少，因此也不能依赖于农业出口，只能靠劳动力密集的小制造业和小服务业，也因此香港人培养成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工作，辛苦创业，而这造就了香港的成功，不仅在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座城市，获得了自由港的美誉，而且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颗明珠。
  　　
  　　香港腾飞的例子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引用，其中就包括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读物和同名纪录片《自由选择》中，把香港作为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例证，反对政府的干预之手，让市场发挥力量，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升。
  　　
  　　从最初的渔业，到塑料，玩具，制衣，金融，香港的转型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并没有一个计划者对整个城市的发展进行规划，这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但是1997年后香港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发展哲学，董建华确定香港的四大支柱，曾萌权调整为三个中心，仿佛是得到了内地的真传一般。
  　　
  　　事实上，最好的发展战略就是不做计划，顺其自然。如果大批科研公司聚集在一个区，那么就认可它。如果很多金融巨头聚集在一起，那么就接受它。遗憾的是现实中却是看到别人靠市场自发形成的聚集区（例如硅谷），于是自己便通过行政手段堆积资源，铺设公路，建设开发区，以及周边配套设施，并对入驻的企业予以政策优惠。至少在外表上，将别人的成功复制了过来。但是巴斯夏告诉我们，除了看得见的，我们更要关注那些看不见的。在政府大肆开工的背后，本应有的市场机会消失了，本应出现的企业不见了，这背后的代价往往高的难以想象。以领导者之权力，决定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布局，看似称职敬业。实则是致命的自负，理性的狂妄。
  　　
  　　
  　　2002年，张五常曾连发6篇博文致董建华，请挽狂澜于既倒。他在文中阐述了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顾虑。联系汇率，工业北移，服务工资过高，公务员过热。如果大陆废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那么香港的处境将更加险峻，其直接竞争对手便是上海。
  　　
  　　如今11年过去了。货运港口，学术与医疗的人材与设备，通讯与信息，法律保障，这四点香港仍然占有优势，大陆想追上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从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条例》，到为了遏制炒楼而提高印花税，再到针对大陆消费者的限奶令...不得不说，香港已经离自由渐行渐远了。
•   　　文/夏丽柠
  　　
  　　许鞍华曾经拍过两部在她的生命里有重要意义的姊妹篇：《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后者还获得了第28界香港电影金像奖。天水围在香港新界的元朗区，不少大陆来港的新移民居住在其中的公共邨屋里。因周围的环境条件以及面对新生活的压力，外加港府的公共资源问题，这里发生了几起不寻常的案件。
  　　
  　　《夜与雾》就是以一起天水围灭门惨案为蓝本拍摄的，行凶丈夫是香港本地人，妻子是来港的大陆客。与《夜与雾》相比，《日与夜》的确显得淡定了点，好像没有什么“料”，将三代港人日常生活娓娓道来，是底层香港人的人生缩影。故此，许鞍华遭遇了上映的滑铁卢，票房惨淡到可以忽略不计。香港人不太待见这种看似无意识的影像纪录，自我反省总是不如人意，若是推倒思维的墙重新审视自己，收获便会大不同了。
  　　
  　　陈冠中比许鞍华年幼几岁。陈生于是1952年的上海，许生于1947年的辽宁鞍山。他们之间隔着香港的“婴儿潮”时代（1949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相比之下，许鞍华将视线聚焦在香港本地的民生日常之中，含有悲天悯人之意。而陈冠中则选择走出去，在台北居住六年之后久居北京，对于同根同族的三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他最有发言权。
  　　
  　　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他以简短的语句阐述这些城市的前生今世，并试图梳理它们的脉络与困惑， 挖掘予以它们疾病的苦药与良方。不论陈冠中的理论依据与结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反思的诚意。
  　　
  　　梁文道谈及陈冠中时说：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诚然，他手中的笔像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即便不如当年的鲁迅尖锐，但的确写出了许多我们看不到，看到了也不想说的“真心话”。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1999年，彼此东方之珠盛大回归的余风还颇有些迷人之处。记忆最深的尖沙嘴的海浪和弥敦道上的豪华门店，素不知弥敦道是英国人在九龙半岛上辟得最早的一条道，是抹不去的殖民地痕迹。香港是个混搭的城市。“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亚系统岭南或广东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式殖民地文化。”陈冠中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里为香港文化这样下定义。 此言正说明了香港的独特性：即孤立又融合。
  　　
  　　世界上的各民族种群都有寻求身份证明的渴望，由此还引出不少恐怖暴力的争端。香港回归后，处于殖民地遗老与大陆新贵夹缝里的港人的确有种无根无土的感觉。我能感知到如文中所言“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的忧虑，担心失去身份认同。其实，东方之珠对于大陆乃至世界的位置是无可代替的。我有许多香港同事，他们勤劳奋斗，刻苦认真。他们自身的能力是外界手段无法剥夺的。大陆经济放缓以及各类调控政策的确造成了香港失业率增加、房价上涨以及物资缺乏等问题。这与身份无关。也许血浓于水的话说在当下有点轻巧。就像陈冠中说的，“大家都应有足够的智慧……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 谁人都无法改变历史。过去只有一个，未来却有无数的可能性。
  　　
  　　《台北这个城市的好》，题目正合我心。在我的印象里，台北是最像中国的城市。在台北的大街上漫步会被一股温暖的人文气息包围。外媒采访台北市长郝龙斌，他承诺如果向三个台北人问路，其中一定有一个人会把你送到目的地。外国记者大笑回应：只问过一个人就被送到了目的地。我也曾经有过相同的经历。如此说来，陈冠中从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角度诠释台北的好反倒让我觉得遮掩了台北人的人情味。
  　　
  　　陈冠中在《波希米亚北京》中用波希米亚风格形容北京的文化氛围。他认为那些从四面八方漂到皇城根脚下的摇滚歌手、画家、装置及行为艺术家像波希米亚人一样，融入到北京的文化追求者里。其实，波希米亚是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也曾经称香港为波希米亚香港。喝豆汁饮酸梅汤的北京，波希米亚只是一种现象，并非能概括的全部。
  　　
  　　北京、香港和台北是陈冠中居住过的城市，也是我曾暂居的城市。作为作家，他从精神层面去挖掘糟与好。作为读者，我从生活层面去看待苦与乐。三座城市变迁，几代族人离愁。是谁在低声吟唱：我们拥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   　　想找到牛津版的目录比对一下篇目异同，竟然不得，因为中信版中好几篇写于2005年以后，自然不在2005年初版的牛津版中，牛津版自然也有没有收进中信版的，我对这个好奇。对陈冠中，之前所知仅因《盛世》，不过特意在陶宝上买的麦田版，放到现在也没来得及读。可是香港作家笔下的“香港人”对我极具吸引力，没想到的是《我这一代香港人》真正谈“香港人”的篇目并不多，第一部分七篇中的六篇吧，《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严格讲来并不专指香港。就是写香港的几篇中，也有极出意料的，比如谈创意、谈设计。赶紧补课，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冠中接受的专访好象不少。《南方人物周刊》的《陈冠中 我这一代香港人》有概括：“从香港到大陆到台湾再重回大陆，从内容到经营到投资，杂志、电影、电视、音乐、图书、文化经纪，陈冠中是当之无愧的跨界王。”什么叫“从内容到……”不甚明白，不过总算扫了盲，心想“跨界王”嘛，当然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谈。其实心平气和一些，有《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和《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我这一代香港人”这个主题，陈冠中已经写得不可不谓透彻了。
  　　
  　　想要了解一个城市，了解那里的人，除了在那里居住，生活和工作，最便捷，也是最跳脱的方法——比你住在那里还要好——恐怕就是读那里的作家笔下那里的人。要说香港，大陆人太知道了，影星歌星如数家珍；英殖民地九七年回归“一国两制”，尽人皆知；香港人的职业素养、效率，香港的法制精神，廉政公署的厉害，电影里没少见识，佩服、赞叹或者心向往之；去香港办过事的，跟香港人共过事的，对香港人的教养、精明和距离感清晰的彬彬有礼，怕是也少不了切身感受；购物，更是轻车熟路，我就有闺蜜，去香港买东西，比回她三小时车程的江苏老家勤多了。可是“香港人”，我们究竟知道多少？他们一路如何走来？希望什么？担心什么？珍视什么？厌恶什么？爱什么？有没有恐惧？……一直以来，我都将香港人视作华人良心的中坚，为他们的付出和坚持，为他们常常为了跟他们八杆子打不着关系的大陆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的命运挺身而出，为他们捍卫他们的原则的不妥协和不退让！为他们的大善和正义……“香港人”，总令我佩服兼感动。
  　　
  　　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中，陈冠中既将“香港人”和“香港文化”的历史脉络、演变过程梳理得十分清楚，其观点中肯中又透着犀利，读来心悦诚服不说，也颇有豁然大悟感。鸦片战争前，香港岛不仅有庙还有学校，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第一任港督便规定香港在以英国法律治理的同时，保留大清律例和乡规民约。像“纳妾”这样的大清律例，也施施然延续到了1971年。当大陆轰轰烈烈地兴起新文化运动时，“殖民地政府竟主动提倡中国国学”。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既未被殖民政府改造，也躲过了新文化运动，更躲过了1949年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由国家发动的强力清洗。惯常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最好的地方是台湾，原来香港人的文明素养并非完全受益于西方文明，更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底子。“香港比中国更中国。”陈冠中在一个访问中说。
  　　
  　　“文化沙漠”之说原来是今人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香港本地自忧自扰的文化人的牙慧，最可笑的恐怕是今天煞有介事以嘲笑、不屑口吻诵出这话的，往往恰是缺乏辩识“文化”能力的。
  　　
  　　思想在香港，既体现在精英身上，也在民间。香港的民主运动、公民权诉求，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罢工。“香港是当代中国思想在某些时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时刻的推动器，甚至曾在万马齐喑的日子成为海内外孤存的一盏明灯。”大凡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太明白这点了。
  　　
  　　内地人大量涌入香港的几个高峰期分别是：1949年、大饥荒时期、文革以后的几年间。殖民地政府规定香港自1934年起实行入境管制，华人除外，华人可以自由进出，直到1951年。但殖民地政府仍然留了个口子，叫“抵垒政策”，就是只要成功偷渡到香港的，就可以留下来，直到1980年。关于1949年以后的移民史，陈冠中写道：“这是个事实：历来很多移民都是为了逃避内地的社会变故而来到这个相对自由安定的法治殖民地，然后求发展。”（P36）一枚硬币的两面，来看“香港人和香港身份”，《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论述：香港》中写道：“香港人和香港身份，主要是相对于中国内地而建构出来的，背后的历史原因无关民族认同，而是对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和政绩的回应。” “内地的每一个改变，也改变着港人，坏的事情如‘文革’把港人推远，好的转变如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把港人拉近。香港人心回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是否能把内地的事情做好。如果中央政府不自我检讨而整天怪港人排斥内地，那是本末倒置。”（P87）
  　　
  　　“香港人”，陈冠中说是被发明、想象、建构出来的，但它既是客观存在，更有其历史意义。陈冠中那一代香港人，即1949的以后出生的所谓“婴儿潮”一代，对香港的归属感、认同感，亦即“香港意识”，是慢慢建立起来的。50-70年代是酝酿发酵期，80-90年代进入旺盛期。“香港人”，“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很深或者说颇隐晦的反思，则在《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中，陈冠中自称他们那代香港人是“经济动物”，“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对大陆普遍“畏和疑”，公务员们现在和以前一样，老板叫做什么做好就是。于是爱国和民主，成了“一代人迟迟交不出的功课”。他说：这一代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中，陈冠中就谈了“香港的杂种本地化”，说杂种的本地文化，是超越“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的深度混杂，杂种化加本地化的过程，便是自主创新的过程，是后发大城市再度本地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混杂。除此之外，另有专文《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深议世界主义的价值观之文化和文明的并存与交融，而这是民族主义必须与之结合的，否则，“没有世界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将是战争与死亡的民族主义。”
  　　
  　　除了关于香港的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外，关于北京的、台北的，现在想来当属意外之喜。在《台北这个城市的好》中，陈冠中关于雅各布斯“好的生机勃勃的城市”的形态要点的介绍，已然令我浮想联翩，在脑海中搜索上海还有没有符合这样标准的小区块。陈冠中关于街道、城市想法的自我纠错，其依据，也是雅各布斯的理论。而在《住在雅各布斯的城市》里，再次重逢雅各布斯“好城市的秘密”，依然欣喜，“小街区、高密度、功能混合、不同年龄的建筑物并存、保持街头热闹、减少沉闷地带，甚至不要乱建面积过大的公园。”多好！
  　　
  　　有的篇目则看得十分累人，比如模仿苏珊·桑塔格《坎普札记》体裁的《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呵呵，我发现我的密集恐惧症也适用于文章，其实这种不适在读《波希米亚北京》时就有了。
  　　
  　　还是说说吧，陈冠中先生文字的粗糙真是吓了我一跳。
  　　
  　　（请勿转载）
  　　
  　　挑刺+校对：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706897/discussion/5377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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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陈冠中老师是从他那本《盛世》开始。反乌托邦小说咱也看了不少了，但中文背景的反乌托邦小说，还是相当罕见的，至于原因你懂的。而在陈冠中老师这那本小说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对知识分子自身状态的反省，大多数人乐呵呵中的遗忘，以及少数铭记者的无能无力，仓皇逃窜。如果说1984中关于老大哥的警句振聋发聩、言犹在耳，那么盛世中知识分子的无力、彷徨、脱离实践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恍如昨日。那时我就觉得陈老师真是不同凡响。
  　　
  　　而这种反思精神，同样地体现在了这本书中，陈老师以婴儿潮一代的身份，分析和反思了香港这几十年的兴衰荣辱，前因后果，繁荣始于何处，祸根又埋在几时，不仅有香港昨日发生的种种，也有陈老师对香港今日的思考和明日的展望，有理有据，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对于我们这些“山另一边”的人而言，确实是颇为有价值的观点与资料。无论是在个人经验层面，还是在文化视觉角度。而在用五分之四的篇幅集中讨论了香港之后，其他几篇文化领域的文章，也着实令人受益良多。
  　　
  　　按说这本书和上一本《中国有多特殊》都是文艺人谈文艺谈社会，我厚此薄彼好像不太厚道，但是仔细下来反复回味，陈老师这一本和刘老师那一本，读来给人的滋味确实是大不相同。我得说，我对陈老师的亲切感，多半确有三观相近的原因从中作怪，然而陈老师作品自身的通俗易懂、易于亲切，似乎又并不是限定三观的事情。
  　　
  　　因为陈老师讲的多是他经历的事情，亲身经历、作为个人的活历史，自有其说服力，而刘老师讲的却多是他“知道”的事情，且理论名词过多，难免让人觉得有一层隔膜。固然个人体验不是万能药，可它带来与读者之间的亲切感是实实在在的，而真到了客观领域，统计数字和历史案例长期观察又比单薄的理论雄辩太多了。
  　　
  　　所以，这本书，在最近收到的这四本里面，是我读得最舒服顺畅的一本，感觉与陈冠中老师谈天说地之间，诸多港人港事便已历历在目，无论是往事中千丝万缕的时事变局，还是多角博弈下的认知视角，都有大量值得读者深思的内容。
  　　
  　　而等到读遍整卷，合上书本，于陈老师亲近之情，对香港的认同感，又不禁近了几分。
  　　
•   　　　这是全书中我最爱的词。
  　　　　
  　　　　因为我在这个词里找到了归依。
  　　　　我一直想找一个词概括自己，今天在这本书里看到这个词，我就明白，是它了。
  　　　　
  　　　　“杂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跨越了国族疆界和国内族群分隔，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既是本国的也是外国的跨国的，既是本地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国内多数民族的也是国内少数民族的，不光是多文化交列，而且互相混杂。”
  　　　　
  　　　　书中又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越是有这种多文化杂种世界主义精神的，越尊重和欣赏其他地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会以为自己的文化是唯一了不起的和正确的。”
  　　　　
  　　　　在前面一页里，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现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备“根和翼”。根是指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地文化传统，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自闭传统与无根世界的对立，而是既保留继承下来的根——所谓可以携带的根——同时拥抱世界，并各自做出混合以超越原来想象的自己。
  　　　　
  　　　　读书，看到这样的句子，心领神会，拍案叫绝，因为自己概括不到这样好，但这些分明又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仿佛跋涉长久的路途之后，寻找到精神的家园。
  　　　　
  　　　　这些文字，“它们像是在跟我说话，为当时的我而写，直观地感到在解答我朦胧的求索。如生命中其他重要的文章、书和电影一样，你如获灌顶，如开天眼（‘如’而已，并且这经验可以是众数的），哪怕当时只是看个似懂非懂，却成了解放你的思想的过程部分，不管文章本身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原谅我大段大段地摘抄，导致这简直不是书评而成了摘录笔记。以我目前的智识水平，我还不能全然理解陈冠中的这本书，我只能说，有部分可以被我吸收，而我要留这本书在手里，慢慢地探究。
  　　　　
  　　　　阅读这本书的初衷，是要了解香港。虽然香港近在隔邻，虽然我也去过多次，但我一直谨小慎微地承认，我不了解香港，读了书后，我更认定如此。《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是篇精彩的文章，在90分钟内，把香港社会文化史有条不紊地说出来，条缕分明，清晰有加，这真是修为。陈冠中有种宏大的气派在文字中，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修为，才能够写出《盛世》的吧。
  　　　　
  　　　　我非常喜欢《盛世》，也是因为这本书，我才注意到陈冠中，那种奇诡但是又合乎逻辑的想象，让人既庆幸没有发生但又明白并非不可能，有种凛凛的寒意在心里，而眼睛也仿佛清明了一些，看到了之前所不曾看到的事。
  　　　　
  　　　　关于城市，香港自然是陈冠中着笔最多的，北京也有一篇，不过陈冠中笔下的北京，对我来说只是略有一点熟悉感，其他的全然陌生，大量堆砌的词藻，是蒙上了一层烟雾的北京，对于台北的共鸣反而比较多。
  　　　　
  　　　　透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奇妙的事情，今天收到的中信出版社的四本书，都是我自己选的，其中有印度，有香港，有平台战略，我渴望了解这一切，不管是我之前知道的还是未知的。
  　　　　
  　　　　就这本书而言，我也渴望另外的看法，和陈冠中一样是谈这几个城市，世界的变迁，但可能观点不同，而我希望在不同的观点之中，寻找到我自己的看法。
  　　　　
•   　　陈冠中，香港作家。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董事。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小说“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陈冠中，一个可以同时用中国近60年来主流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进行非主流思考的作家。
  　　
  　　梁文道曾经这样说过：“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
  　　
•   　　这是全书中我最爱的词。
  　　
  　　因为我在这个词里找到了归依。
  　　我一直想找一个词概括自己，今天在这本书里看到这个词，我就明白，是它了。
  　　
  　　“杂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跨越了国族疆界和国内族群分隔，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既是本国的也是外国的跨国的，既是本地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国内多数民族的也是国内少数民族的，不光是多文化交列，而且互相混杂。”
  　　
  　　书中又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越是有这种多文化杂种世界主义精神的，越尊重和欣赏其他地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会以为自己的文化是唯一了不起的和正确的。”
  　　
  　　在前面一页里，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现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备“根和翼”。根是指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地文化传统，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自闭传统与无根世界的对立，而是既保留继承下来的根——所谓可以携带的根——同时拥抱世界，并各自做出混合以超越原来想象的自己。
  　　
  　　读书，看到这样的句子，心领神会，拍案叫绝，因为自己概括不到这样好，但这些分明又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仿佛跋涉长久的路途之后，寻找到精神的家园。
  　　
  　　这些文字，“它们像是在跟我说话，为当时的我而写，直观地感到在解答我朦胧的求索。如生命中其他重要的文章、书和电影一样，你如获灌顶，如开天眼（‘如’而已，并且这经验可以是众数的），哪怕当时只是看个似懂非懂，却成了解放你的思想的过程部分，不管文章本身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原谅我大段大段地摘抄，导致这简直不是书评而成了摘录笔记。以我目前的智识水平，我还不能全然理解陈冠中的这本书，我只能说，有部分可以被我吸收，而我要留这本书在手里，慢慢地探究。
  　　
  　　阅读这本书的初衷，是要了解香港。虽然香港近在隔邻，虽然我也去过多次，但我一直谨小慎微地承认，我不了解香港，读了书后，我更认定如此。《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是篇精彩的文章，在90分钟内，把香港社会文化史有条不紊地说出来，条缕分明，清晰有加，这真是修为。陈冠中有种宏大的气派在文字中，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修为，才能够写出《盛世》的吧。
  　　
  　　我非常喜欢《盛世》，也是因为这本书，我才注意到陈冠中，那种奇诡但是又合乎逻辑的想象，让人既庆幸没有发生但又明白并非不可能，有种凛凛的寒意在心里，而眼睛也仿佛清明了一些，看到了之前所不曾看到的事。
  　　
  　　关于城市，香港自然是陈冠中着笔最多的，北京也有一篇，不过陈冠中笔下的北京，对我来说只是略有一点熟悉感，其他的全然陌生，大量堆砌的词藻，是蒙上了一层烟雾的北京，对于台北的共鸣反而比较多。
  　　
  　　透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奇妙的事情，今天收到的中信出版社的四本书，都是我自己选的，其中有印度，有香港，有平台战略，我渴望了解这一切，不管是我之前知道的还是未知的。
  　　
  　　就这本书而言，我也渴望另外的看法，和陈冠中一样是谈这几个城市，世界的变迁，但可能观点不同，而我希望在不同的观点之中，寻找到我自己的看法。
  　　
  　　
•   　　陈冠中认为在香港，身份认同的问题不是很突出。他提出“无边界的本地主义”，香港人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一般都没有什么异议，但也正如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四川人”、“广东人”，他们对于自己是“香港人”也感到荣耀。这二者并不矛盾。
  　　
  　　而在台湾，根据选举研究中心2012的民调，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人已经过半了。
  　　我一直很好奇这种差别的原因，但陈冠中对这问题一带而过了。但也许，第一篇中对50年来香港的历史和民众的心理也算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吧。
  　　
  　　香港没有经历过外来政权的白色恐怖和在其中为了民主和自由的抗争，而台湾有二二八和戒严。香港似乎一直未曾被置于一个政治的漩涡中，繁荣和安定是政府的目标，人人都专攻”港式精明“。所以也许，原因是人们没有体会到自由的空气收紧时的不快，于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在香港几乎没有被凸显出来，人们并不认为它是重要的。
  　　
  　　但这几年的一些争论，比如国民教育科事件，以及最近港支联的尴尬，不知道会不会使陈冠中改变他的一些看法。也许其实这个问题比他想象得要复杂。
  　　
  　　
  　　
  　　
•   　　 花了七十RMB在淘宝上代购的港版，所谓的增订版让我大失所望，竟然是拿毫不相关的文章充页数，夹带了很多陈冠中的影评私货。
  　　 陈冠中是港大社会学本科，波士顿大学新闻系（或者是传播系？）硕士，《我这一代香港人》有点类似于林语堂《吾国吾民》，是本带有陈氏社会学，传播学烙印的杂文集。
  　　 开篇的《我这一代香港人》我觉得最为亮眼，首先满足了我们这代被区隔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的猎奇，再者，陈冠中文笔很棒，观点犀利，真如一个战后香港婴儿潮一代坐在你对面，有诚意得忏悔。
  　　 从《我这一代香港人》，由人推己，真心觉得是当下80后一代大陆人的镜子啊，尤其是那句“是的，我们爱钱。”当然，80后不及他们幸运的，尤其是像我这般85后。
  　　 香港今天的很多问题，是否真的如陈所说“成也我们这一代，有问题的也是我们这一代”，恐怕有些牵强，硬扛上身了。问题根源恐不在世代矛盾，而是贫富差距。
•   　　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广州人，我一直对香港这个曾经看似遥远的邻居抱有好感。小学时候就看武侠剧录像带，听四大天王的流行歌；自从广州能收到香港电视台，我们家一看就二十几年；到自由行开放，赶紧联系亲戚过去玩一转，逛维多利亚港和金紫荆广场；工作之后接触了好多个香港人，感叹他们在外籍老板和内地员工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看他们在饭店甫一坐定就开谈股市和楼市，听说他们请假去参加游行；香港茶餐厅早就在广州遍地开花，现在满记甜品和正牌的许留山也陆续到来；每个长假甚至周末总有同事朋友稀松平常地说要到香港购物去…… 香港离广州越来越近。
  　　
  　　而今天的广州人和《我这一代香港人》描述的港人又是多么的相似：没什么原则性的思考、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人生态度就是要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想象力被绑架，很甘心地收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科技。成功所在，也正是问题所在。
  　　
  　　《我这一代香港人》是陈冠中先生对香港“来自何处，往何处去”的反思和想象，命题其实相当的宏大繁杂，因为牵涉到一个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未来，角色定位，它的故事、经验和文化；然而，我读着一直觉得温暖和亲切，也许是因为粤港长期以来共用的文化和紧密的联系使我非常容易理解书中的各种话题；更重要的，大概是因为在几乎所有宏大的命题中，陈冠中先生都没有忘记从小处和从居民的福祉着眼，例如在谈及建设创意城区的时候，他关心大企业之外数目更多的小公司、小工作坊和自由职业者，在高薪管理者之外，他关心一个年轻的、只能承受低租金、低成本生活的创意工作者；还有阅读时总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对香港深厚的热爱，这种感情没有一次是外露张扬的，而是藏在呼吁对香港人接受和珍惜现有历史、建筑、文化积累和社区，告诉人们这个混杂的拥挤的半唐番的城市的魅力所在，为她分析规划未来之路的理性思考过程中。
  　　
  　　基于对香港的“百看不厌”，作者提出了不少城市发展思路：“中价值，中就业”针对香港目前地产金融独大的局面提倡多样化的产业类型，鼓励发展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产业以保障足够的就业机会；“文化发展的附加法（add-on）”强调新的城市发展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之上，要“扎堆”，要“孔透”给更多的人参与；“移动的边界”谈及香港跳出自己身份和政治经济想象的框框看风景，思考香港和深圳、广州地区发挥各自优势更紧密合作的长期趋势；他把香港唤作“杂种城市”，提出“杂种世界主义”，说香港体现着无边界的本地主义，见证着殖民和去殖民，去中国和再中国，这个超级复杂多样的地方既重视身份认同，也欢迎沟通交杂；城市发展过程中，香港并非没有东西可以向别的伟大城市学习，“不过香港的其中一个重点学习对象应该是：香港。”香港作为香港的方法，说的是学会做自己，保留正宗港味。
  　　
  　　在城市发展话题之外，陈冠中先生作为香港学者对世界思潮的关心和呼应，还有感受与联结中国大陆的努力也让人印象深刻。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点像一场探险，你会看到源源不断的文化词汇和思想理念，有些枯燥不好懂，有些新鲜趣怪，有些复杂深刻。“坎普”，“垃圾”和“刻奇”作为有趣精妙的现代感觉词汇，是揉合严肃和幽默而代批判性的反讽感觉力，这种文化的力量有助于我们自觉而有创意地活着，从不断学习和对美的体验中得到乐趣和自我完善；“淑世谜米”讲的则是话语和主意如同基因般改变世界的深邃潜力，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教育和建设、实现更好未来的坚毅情怀；韦伯的统治形态分类理论很特别，难以被收编到任何意识形态阵营（他把普选领袖的当代民主制度归类为魅力领袖统治！而不是想当然的法律理性统治），复杂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 好吧，我承认自己并不全懂，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源还有待下一轮的咀嚼。
  　　
  　　陈冠中先生说自己每每谈到香港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许是因为深厚的感情和对香港复杂性的深刻认知让轻易的简单解答变得不可能；而我对《我这一代香港人》这本书，以及阅读过程中对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不断冒出的想法和理解恐怕也要用“顾左右而言他”来形容，因为它们同样复杂丰富千头万绪，在这儿正面的说法和动听的言辞都显得无力，需要的是认真的研习和反思。
  　　
•   　　看第一章第一篇的時候，就意識到該書被引進的可能性甚微，就算引進了，估計也成雞肋了。閱讀此書的過程有種在“獵奇”的感覺，六七暴動、坎普、刻奇、移動的邊界等等詞彙對我而言是全新的。文章涉及面很廣，包括城市管理、電影、文學、建築、社會……，同時，大量信息的湧入所帶來的思想上的碰撞，讓我很興奮。這種感覺很奇妙！
•   　　陳冠中以非凡的洞察力、坦率誠懇的態度，反省嬰兒潮世代對香港的貢獻和枷鎖，精闢獨到，與呂大樂提出的「世代論」互為表裡，值得所有真正愛護香港的讀者仔細體會。可是，最應該細看此書的嬰兒潮世代，又有幾人有這份見識和胸襟，肯花時間看看這部跟炒賣股票、房產毫無瓜葛，反而把他們的思想盲點盡情暴露的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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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代香港人》
  　　陈冠中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们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学校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们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
  　　
  　　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觉悟到没有必然关联。
  　　
  　　连人口结构都偏帮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有人。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难道公共空间不也就是有限公众资源，故此是主权在民是由公众委托了政府或公共机构代管并应受到公众监督，特别是应该监督某些公共空间应否或如何由公共转给私人，即变成私家重地，非请勿进的私人空间，既是空间拥有者或使用者的有隐私权的空间，也是地产拥有者或使用者的商业空间，必然此长彼消的侵蚀了公共空间，以致有购物商场是否公共空间之议，才会有香港的外劳家佣只坐在露天的皇后广场而不坐进置地广场因为后者虽有广场之名实为私人空间——它的公共性是有选择性的。
  　　
  　　我并不是说香港没有东西向曼哈顿——另一个伟大的城市——学习，作为无边界的本地主义者，香港永远应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开放的社会，不过香港的其中一个重点学习对象应该是：香港。反面说，香港自己还没学会做香港，整天只想拿来别人的想法往自己头上套，并不断向自己重复自己编出来的过时广告宣传。正面的说，是让香港作为香港的方法。
  　　
  　　香港作为方法——或许每个稍有传统的地方都应兼顾自己的方法——不同于之前日本学者提出的亚洲作为方法和中国作为方法，或两者是思想史学界要摆脱西方定义下的现代，但我这里说的香港作为方法完全是指属于全球化时代一种进行中的现代，但却以强顽的本地性——这个本地本身又是个多元的中心——丰富了大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做了一次长达50年的示范：连香港也能一边拥抱全球化一边闹哄哄的玩本地化，大家还用怕什么全球化：事到如今全球和本地别无选择必须择善固执的并行，而哪怕是不理想的现状却是仅有的起步点。
  　　
  　　混杂是从外看的，在里面生活的人看到的是有序的、有用的和有意义的——对长久在其中生活的人，更有社区的和历史忧伤或怀旧的意义，这是她们曾参与协作的空间，并是构造她们现在身份的空间。
  　　
  　　“城市容许你成为公民，虽然你不是国民。”（Salman Rushdie）
  　　
  　　……现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备“根与翼”，根是指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土文化传统，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自闭传统与无根世界的对立，而是既保留继承下来的根——所谓可以携带的根（portable root），同时拥抱世界，并各自做出混合以超越自己原来想象得自己。
  　　
  　　曾经好一阵子，大家谈到的多元文化，只注重了不同文化在一个国家内的并列共存，强调了不同文化的存在权利和承载者的身份归属性，即加拿大学者泰勒(Charles Taylor)说的“承认的政治”……
  　　
  　　……因为这些都只谈身份、风土习俗与原味，假设了先存的国族或族群身份，并带决定论色彩，单向设定了文化只是这些身份的表达而已。
  　　
  　　当然，也有启蒙思想家对世界主义存疑，如卢梭就问如果你爱所有人，不就是什么人都不爱？
  　　
  　　“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中国性使得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拥抱西方现代性而不必畏惧被殖民化。”
  　　
  　　这两篇文章是纽约知识份子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和美国影评人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垃圾，艺术和电影》(Trash, Art, and Movies)。
  　　
  　　两条路径当前，我曾作选择，也和众人一样，选过较幽的径，每每只是看不透，起了步，及知道是难行道也回不了头，或舍不得，当初何曾故意要成就后来的自圆其说？舍不得的理由因人而异，我的是停停走走、兜兜转转后的晕，是嵌入某个想象小共同体后、脑中释出的分泌造成的一种感觉，像微醉。
  　　晕的日子里，想象中的小共同体（走幽径也要有同路）比世界真实，甚至迷人，似泛黄纸印上糊掉的蓝山咖啡渍——我忍不住胡说张腔。
  　　我就是不慎看了几本书，被罚走了三十年的幽径。
  　　
  　　“一CC派克墨水的蓝色，可以灌溉，好几个不毛的中世纪”……
  　　
  　　北京让我决心住下的是其他住在北京的人，是因为人有意思。
  　　
  　　……市场也看不到自己的外部效果如环境污染和长远问题，市场分不出什么可以市场化什么不可以（譬如说雏妓）……
  　　
  　　新的综合说法是：全球化思考加上本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动加上本地化行动——缺一不可。这说法拓展了民间人士的思考和行动领域，有助于建立国族公民社会以外的全球公民社会。
  　　不要小看一句话、一个主意的改变世界的深远潜力。
  　　
  　　“谜米”一词是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1976年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里首次提出的，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gene），相应而言，道金斯说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可以叫谜米（meme）。
  　　据牛津词典，谜米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特别是模仿的方式而得到传递。
  　　
  　　……然而他(Saul Alinsky)在1969年的书《激进派的守则》里，劝大学生要做有现实感的激进派，不要做修辞派的激进派。
  　　
  　　他（Ralph Nader）还注意跨国问题，如在1970年，发觉输入美国的日本汽车的安全标准，远高于在日本国内销售的日本汽车，这发现公布后，日本政府和汽车业觉得很没面子，立即承诺以后国内外划一标准。
  　　
  　　对很多人来说，人类要吃肉、要用动物来做救人的医药实验，动物歧视是必须保留的，人有特权去用动物，动物无权说不。当然，我们要自觉这样的思维在逻辑上与奴役非我族类的种族主义是相似的，而歧视者往往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重提韦伯和博兰尼，因为他们都不是理论理想主义者，而是实证现实主义者，不轻易提供简单的解答和无痛的出路，难以被收编到任何意识形态阵营，切断了很多非此即彼的左右成见，复杂化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只有复杂“鸡尾酒式”的现代观和全球观，才较能说明今天中国的现实。
  　　
  　　
  　　
  　　
  　　
  　　
•   　　陈冠中，香港著名学者，评论家，作家……。身份很多重，关注的事物也很多元，从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到影视文化，一一都有涉足。对各地文化也颇有了解。生于香港，出国游学，旅居港、台、内地之间。总是会让我想到另一个人——梁文道，也是一个学识很广，见地独特的人，并且对于东西方文化都有所知晓。而《我这一代香港人》便是从他的读书节目里听说到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理性的书。集合了陈冠中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文字，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香港城市的一些见地，第二部分是他对于电影与文化的思考，最后是一些关注社会状态的文章。每篇文章都不会过于冗长，也没有华丽艰涩的语调，平实的叙述他的知识见解。
  　　
  　　会选择这本书还是因为对于香港的喜爱，可是那篇《我这一代香港人》却是对他们那些香港人的批判。爱之深，责之切。也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才能看的出自己的问题。一直也都觉得梁文道是一个平静对待一切的香港文化人，却见他在讲述某个香港历史事件时情绪有些波动过。都是我这些只是钟情，却无法靠近香港的人不能深刻体会的。香港的确是个能够吸引人们目光的地方。因为她确实的特殊。在东方与西方的夹击下，那座城里的人会看到更多，也会想的更多。他们比西方人更懂得中国，比中国人更了解海外。或者这就是陈冠中笔下的香港人——要去加拿大定居，又要到大陆赚钱——想要把哪边的好处都占上，却也经历了一些惨痛时期。历史造就各类人的各异心态，曾经他们隔海观望着热闹的大陆，对他们来说很多事情却没有太多影响，一切都是无关痛痒的喧嚣。于是发展也就没有阻隔。可是他们心底仍是有对未知事物的惶恐，大多做了两手的准备。这一代婴儿潮出生的香港人，是香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他们前面没有别人，所以他们如鱼得水，做任何事情也都很难失败。虽然陈冠中先生认为他们大多臆想了自己的功绩，但他们毕竟是成就香港繁荣的一代。那些时候，处处都能见到人们对于香港的艳羡。好像还是梁文道，曾经评说过香港如今的衰退，想起往日那些香港明星，虽然可能很少能够前来内地，但发生任何新闻却也能被大陆朋友们津津乐道，而如今的新闻主角，有时却让大陆人有些印象模糊。其实看看现在的香港电影，很少再有纯正意义上的香港电影了吧。现今发展好的香港明星却是能够走向大陆的了。或许不是香港在衰退，只是大陆在往前走。谁都有鼎盛时期，过了那个潮流，人潮也就随之退去了。但香港还是有她的优势与特点在的，她的吸引度并没有消失。在这个历史阶段，可能是需要一些新的道路。
  　　
  　　比较感兴趣的还有杂种城市的概念。多元社会是指一个社会中允许有各样的文化形态，但你的文化依旧是你的，我还是拥有我自己的。而杂种社会是各类文化共存的社会，人们互相学习彼此的文化。但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做的到。因为外来者或者少数人的文化并不那样容易能被接受，需要主流的一些大度与舍弃。全球化一点点的加剧，这是人们需要慢慢学习的新课题。
  　　
  　　对于中国电影，陈冠中先生还是持着鼓励态度的。但我觉得，如果电影外在的限制还是持续不断的话，中国电影发展空间仍旧不大。这是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事情，因为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件享受的事，如果看的是自己喜欢的电影的话。可是现在影院里放的，只是一些能放的电影而已，很多好电影，却不知去哪里支持。艺术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包袱的，当然中国有包袱的绝对不仅仅是电影。这是个过于艰难的问题。
  　　
  　　《动物的权利》这篇文章也是让我关注的，虽然太多人把动物放在低一个层次看待，我却没有把人类看的多么高级。转为吃素也多是因为找不到比它们更优越强势的理由。但这也很难改写那些动物的命运。更需要做的是用法律规定去争取动物的权利。或许这让有些人发笑了。人的权利都还不健全呢。可这也不应该是杀戮动物的理由吧。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我却是坚定不移的，一切都会平衡，那些带给别人的痛苦，终究会再回来，那个时候，才明白自己的恐怖。
  　　
  　　绿色资本主义似乎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但这是作者1989年讨论的问题。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原始的经济积累后，早已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绿色环保事业。减少工业废气排放，限制私家车出行，推广公共交通，各类环保组织的涌现，这些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已经很普遍。也有很多福利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朝着社会主义行进，他们走的是一条顺道。而很多事情现在还未被国人所接受，我们还在积累，还有太多矛盾解不开。只是记得今年回去北京两个月，真正意义上的蓝天，我只见到了一回。
  　　
  　　而陈冠中先生还是舍弃了香港、台北以及温哥华，选择住在了北京。因为北京还是有独特魅力在的。这就是历史的循回。或许未来还是要往这边看。只是不要光局限的看自己了，从这些书里面学习一些香港的发展，香港需要新路，我们也需要，相互的参照比较，总不是一件坏事。
  　　
•   最大的问题是，香港人自己不愿意承认这点，还保持着毫无理由的优越感，甚至仇恨内地的富人。这种风气，深深的影响着立法会。香港政府也无能为力。
•   港英政府的90's 最後一著, 議會選舉, 保護了香港相對獨立. 否則就像今天的澳門. 97前的香港社會制度完善, 自由的非政府組織很好地協調了資本市場的發展. 使得香港的制度有很強的自我完善及恢復能力(當時應該是亞洲最強, 比新加坡還強). 但是這些一切都抹殺於新政府架構內. 因為新政府除了要對議會負責外, 還需要對人大負責. 簡直自相矛盾. 而通過這個途徑, 北京當局就能夠直接影響香港發展.
•   @Javim 开什么国际玩笑。香港人就是这样，总是把现在的经济问题归咎到北京头上。拜托，你到底知不知道97金融危机香港政府入市的事情，放在港英时代，根本不可能这样做。香港政府已经是超级相当独立的政府架构了好不好！
•   @Javim 另外，不知道你说的自我完善和恢复能力是如何评价出来的，出处在哪里？香港的繁荣，根本的原因是来源于中国的政治闭锁，改革开放以后，香港自然的失去了这样的优势。
•   1.多謝你的評論. 那祗是我的觀點. 你可以認為是謬論. 你並不需要去說服我. 2. 我不是左派, 我對98年金融風暴港府的行為是有抵觸的. 3. 無論從位置或資源, 香港都毫無優勢. 她的優勢在於人文價值. 這是北京當局在如今的政制下無法趕上的. 文化與社會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
•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人文价值是怎么样的？在我看来，现在阻挠经济发展的因素恰恰就是港人普遍存在的敌视中共的情绪。这个问题已经根本不是左右派的问题，而是非理性的敌对。恰恰是这种敌对，造成了现在的新政府，不断的需要去增加福利政策以安抚民主党派人士及民众的情绪。
  我建议你读一读张五常写的那五篇博文，其实非常中肯。
•   假如让市场自由发展，其实已经是看到香港经济的反应是在哪几方面了，一，就是自由行，购置生活用品的内地人频繁进出，二，就是医疗，希望到港生产的内地人。
  但是结果怎么样？这个由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出来的市场反应，因为泛民主党派的敌视，奶粉被限，私人医院也不能收内地孕妇了。直接把客人送到了澳门和美国。
•   香港与内地的冲突的根本可能在政治而不在经济，北京政府一直想把香港当成我社会主义的典型，怎么还会给香港经济浇冷水呢。但是对于全民选卷和言论自由，香港人是很难争取到的，这也造成了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
  前两天来的香港朋友说，现在香港人敌视大陆人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称我们为蝗虫。香港人究竟是敌视这个政府还是这里的人？希望诸君能搞清楚
•   杂种主义，，，，
•   可以看看他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裡面對港人身分的探討深入一些。
•   好的，謝謝！
•   已經在大劇院坐車過去 香港機場坐車回來
  演唱會太震撼啦·················
•   写的很好！我一直都很喜欢看城市九章，这次在香港终于把这本也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