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

出版时间：1999-01-0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者：郑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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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极端的年代》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的新著。该书于1994年推出，两年间便再版12次，并被译成多种文字。
作者以其专业史家的精辟洞见，深入考察了本世纪从1914－1991年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及无数局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40年“冷战”造成的不安，科技进步的利和弊，社会文化变革的长与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荣与衰，社会主义进程的得与失……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财富的近代史大师。
1917年，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取得该校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1982年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十四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派学生交往甚密；在一九五二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间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十九世纪为主，并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影响学界甚巨；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一般阅听大众。
如《新左评论》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的兼具了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霍氏现居伦敦。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作者简介
前言与谢语
乌瞰本世纪
第一部　大灾难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第五章　共御强敌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第七章　帝国告终
第二部　黄金时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第九章　黄金年代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第十二

用户评论 (总计23条)

•   　　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结束之后，迎接人们的不是黄金时代的想象，而是极端、短暂的二十世纪。如果，霍布斯鲍姆是怀着兴奋来描写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话，那么对于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他就是带着哀婉的心态来撰写资本主义世界的衰亡了。虽然，1991年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死亡，这在霍布斯鲍姆眼里不啻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
  　　
  　　这部书共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大灾难的年代、黄金时代和天崩地裂，加上的开篇《鸟瞰二十世纪》，一共二十章。与前面三部曲不同，这部《极端的年代》并不以回顾以往的历史开始，而是开篇即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进行鸟瞰式地描绘。而这对于他来说，不免亦一种自传性的意味。他等于是在叙述、详谈自己记忆中的往事。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列强间为了争夺殖民地扩军备战，世界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印象，不再停留在探险和蓬勃发展，而是变成了一群饿狼想要瓜分世界。对此，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也无法掩盖其贪婪的气味。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人们从憧憬向往，开始慢慢变得怀疑起来。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最能代表这样的一种心态。
  　　
  　　另一面，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也为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首先败下阵来，国内革命力量迅速推翻沙皇统治，率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将革命洪流推向欧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一战后迅速兴起，但又随着战后秩序恢复而销声匿迹，反倒是东方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社会主义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势力大涨，并在东欧和东亚建立起政权。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抗，迫使各自都寻求未来的发展道路，但由于核威胁，反而将更多精力放在扩军备战上，国民经济不断衰退，最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不过失去了社会主义这面镜子，资本主义难道就一定成为必然的道路，历史看起来并未如此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是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战争，为何被称作世界大战，我一直都是搞不清楚。后来才悟到，所谓的世界其实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第二部分是被殖民的世界各国，前者是为了争夺后者，才进行的狗与狗之间的较量，目的是为了争夺更多的殖民地。这场战争是新列强挑战原有的英法殖民体系，希望通过武力重新划分殖民版图。当然，这次挑战是失败了，德国非但没有改变原有的殖民版图，反而将自己不多的海外殖民地双手送给了英法等国，甚至在中国胶东半岛也送给了日本。自己也被一战后判为战败国，并索取了高额的战争赔款。这场战争的结果，无非是稳定了原有的殖民格局，但是列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是依然摆在人们眼前，问题并未解决，反倒是因此而加剧了。
  　　
  　　一战后，人们迎来了黄金十年，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乐观。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还生活在一战的阴影之中。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就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影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拉响了警报。除了德国借助纳粹上台，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外，对此，凯恩斯曾经做出过预言，德国经济若不恢复元气，欧洲势将无法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及自由文明。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将具反作用。另外提一句，苏联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竟然完全免疫，这不能不动摇西方社会对于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的信仰。对此，霍布斯鲍姆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
  　　
  　　“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不过，缓过气的德国，还是会继续挑战英法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的。跟德国类似，东方的日本也尝试挑战原有的世界格局。日德两民族都具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糅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偈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迎之唯恐不及吧。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东亚，两方结合起来，共同挑战一战建立起的帝国主义殖民秩序。
  　　
  　　面对日德的挑战，英法两大帝国节节败退，希望通过绥靖政策来苟延残喘，世界似乎毫无办法了。此时此刻，为了自卫，只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合作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条小命。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在事实上，这场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之所以终能获胜，主要是靠苏联红军之力，而且也只有红军出马，方能成功。这段“资”“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时期——基本上属于30年代及40年代——就许多方面来说，不啻为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若无苏联付出的代价，今天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将只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高唱着法西斯的曲调，而非今日这百花齐放的自由派国会政治了。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长久的成效，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一命。
  　　
  　　不过，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了，美苏之间立刻翻脸，特别是在殖民体系瓦解后，苏联和美国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龌龊不断。为了彼此间的对抗，美国建立了北约，而苏联则将东欧组成了华约。在核恐怖下，两方面都在扩军备战，防止对方的进攻。这种恐怖的平衡，也为二战后德日的重新恢复，埋下了伏笔。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向欧洲和日本输血，让饱受战争蹂躏的德日两国迅速恢复国力，在六十年代迅速成为经济强国。反倒是，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的压迫下，经济发展乏力，政治上僵化堕落。两相对比，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虽然国际上是空不平衡，但是在国内却是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日益提高，不过青年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就不免感到无聊和气闷。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东西方的文化革命，本质上都是这种青年反对老人的运动，当他们老了，历史还会重演一下而已。
  　　
  　　最后提一下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社会主义成为了现实，在苏联东欧和东亚都分别建立起政权。这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剂针砭。特别是他促进了资本主义在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发展。而伴随着冷战骤然结束，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旧梁既去，剩下世界半塌半立，一片凌乱，因为能取而代之的新梁尚无踪影。美方的发言人一厢情愿，以为如今唯我独尊，气势必然更胜往昔，必将可以在旧有两极秩序的残墟废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这个想法，很快便被证明不切实际。世界再也不可能恢复冷战前的旧貌了，因为太多的人事已经改观，太多的面目已经消失。地表上所有地标，已然倾圮；旧日地图，尽已废去。巨变之下，向来习惯于某种一定世界观的政客和经济专家，如今发现自己毫无能力领会并掌握新问题新事物的本质。
  　　
  　　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整个短促20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对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而民主的困境，现今却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是由于民意调查的时时刻刻监视，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刻刻煽风点火，舆论变成上天人地无可逃遁之事。另一方面，则由于公家当局需要做出更多的决定，却非区区民意舆论可以为其指点方向。经常的情况是，当局可能得做出为大多数选民所不喜欢的决定，而各个选民，则出于私人原因予以反对，虽然在总体上，也许这些决定益全体。
  　　
  　　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资本主义也危机重重，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人类若想要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
•   　　【历史大师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这套公认的“现代世界史的最佳读物”终于在中国出版。作者穷其一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讲述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波澜壮阔的现代历程如在眼前。霍布斯鲍姆的特点是，坚持明晰流畅的论述和优雅洗练的文风，宏大的历史视野使其成为全球史的经典。
  　　
  　　该书曾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历史杰作，并入选英国《卫报》“有史以来100部最伟大的非虚构图书”。霍布斯鲍姆不仅是历史学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霍布斯鲍姆逝世一周年之际，感谢中信出版社为中国读者献上这份弥足珍贵的历史盛宴。
•   　　撰文：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翻译：胡新余
  　　
  　　原文地址：http://history.orientalpatek.com/newsdetail.aspx?id=501
  　　
  　　 在《极端的年代》开篇处，霍布斯鲍姆宣称，曾主宰了短暂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其实只是一种任意的、人为的建构，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有很有限的历史相关性——长远来说，这种对立可以和宗教战争或十字军东征相比。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霍氏重返这一主题并写道：“那种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呈现为互斥、对立的两极的论点”很可能“在新的千年中变得毫无价值，这就和16、17世纪天主教徒与各种宗教改革者之间关于何谓本真基督教的争论在18、19世纪变得毫无价值一样。”
  　　
  　　
  　　 这种类比不仅作为辞格起作用。在《极端的年代》稍显特别的一章“对抗共同的敌人”中，它成为整个叙事的结构特征。这一章专门处理1935～1945年间的反法西斯联盟问题，其可观的长度超过了该书对法西斯主义本身的描述：战前的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s），1941年之后各国的抵抗运动（the Resistances），尤其是最终击败了德国军队的苏、英、美之间的军事同盟等都得到了讨论。霍布斯鲍姆指出：在这里，界线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而在启蒙运动的后继者和反对者之间。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体动用了极为庞大的军事力量，这个统一体“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持久的”：就意识形态来说，它建立在对进步、科学和教育的共同信仰上，在实践中，它以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为基础。在很多方面，这一共同阵线的胜利成为“20世纪的转折点”。
  　　
  　　
  　　 在霍布斯鲍姆的理想化图景中，苏联和美国成为同伴，它们最好的品质彼此相通，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图景中愿望投射的部分。历史上，资本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体制在其必要的联盟中始终在一种冰冷的、以对方为工具的距离中互相打量。对斯大林来说，苏联和美国的联盟与此前苏联和德国的结盟没有什么区别（他对两个国家都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同样，杜鲁门曾欣然接受纳粹对苏联的进攻，将其视为对两方力量的削弱，而作为应急计划的对苏联的核闪电战在战争结束前几周内就已经开始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持久的统一体”并不比法西斯主义本身来得更长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殊死对立的体系，而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冷战是最自然不过的结果。在霍布斯鲍姆的构想中，各种类比混合在一起，这些类比将18世纪和17世纪颠倒过来：启蒙运动只持续了5年（二战中的结盟），之后则是长达45年的宗教战争（冷战），——这本身就已能说明问题。冷战中彼此对立的观念涉及领土，而不是神学：它们关涉在这个世界中互相竞争的社会组织框架，而不是世界之外某种超自然神灵的教义细节。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这些观念，因为即使冷战已经结束，它们仍与我们密切相关。
  　　
  　　
  　　 《极端的年代》本身就对这一点做出了清楚的说明。依据霍布斯鲍姆的叙述，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个摆脱了各种过时的教派激情的和平世界，人们以为这些激情通过当代的“乌特勒支条约” 已经冷却下来，但事实远非如此：冷战终结将我们推向不可预见的暴力与社会绝望的洪流之中。事实上，这正是《极端的年代》核心部分所传递出的引人争议的信息。据霍布斯鲍姆所言，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对苏联的胜利既不是中性的，也没有带来什么有益的后果，它既不是对差异的错误标识的简单移除，也没有为冰冷的专制之地带来自由与繁荣的希望。相反，苏联的解体是“一种不曾被遏止的灾难”，它将苏联推向堪比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衰退之中，并在欧亚大陆上制造了一大片遍布混乱、冲突和生死危机的区域。同样，从世界层面上来看，十月革命曾两次挽救了资本主义。通过在战场上击败纳粹以及战后迫使西方社会进行预防性改革，资本主义避免陷入自己创造的深渊。现在，那种对资本主义野兽本性的遏止已经消失了，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损失。
  　　
  　　
  　　 《极端的年代》出版五年后，在题为《新世纪》的一次与安东尼奥·波利特（Antonio Polito）的访谈中，霍布斯鲍姆说他低估了苏联解体这一灾难的严重性：“简单地说，俄罗斯所遭遇的人道灾难的程度是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不能理解的。我也不相信20世纪还有什么灾难能与之相比。”这篇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访谈可以视为《极端的年代》的尾声。在访谈中霍布斯鲍姆提出，1991年的历史断裂比1918年或1945年的两次具有更长远的影响。简言之，霍氏对苏联社会主义瓦解所代表的历史倒退的严肃性抱有信念，而我们则很难不夸大这一点。
  　　
  　　
  　　 不过，也正是这一点揭示了《极端的年代》核心处存在的张力。在这本书中，两种关于短暂的20世纪不可协调的构想彼此冲突着。一方面，霍氏认为从1917年开始直到1991结束的两种社会体系的对立只是一种假象：在敌对之下永远存在着无害的相似之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同样时代错乱的教条体系的臆造。另一方面，革命性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以灾难收场，一种体系被另一种体系终结，但这种结局却只标记了两者差异被抹除后、所有那些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就能确定哪种构想更为可信，或在该书的结构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灾难，而不是和解，才是《极端的年代》的基调。正是20世纪以灾难收场的视角决定了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因为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大滑坡”全面对立于“黄金时代”，即使如此多因素都有资格成为或翻转了两个时代的特征，那么答案是很明确的：是苏维埃实验起初缓慢终尔急剧的衰落决定了20世纪的时间轨迹。
  　　
  　　
  　　 以其特有的直率，霍布斯鲍姆曾揭示了《极端的年代》一书的结构如何随着他的写作而改变。在该书出版一年前的一次讲座中，他曾解释说这本书起初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灾难时代，这个时代从一战的爆发开始，到二战及其余波结束；其次，从1940年代晚期到该书写作时止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时代：在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的大跃进”中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崛起，在这个时代，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生活条件比此前任何一代人都好。不过，如霍氏在讲座中所说，世界格局的两种变化让他修改了自己的视角：首先是1990年代初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崩溃，其次是与之同时发生的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困难。当然，我们很清楚哪种变化更具决定性。如霍氏自己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衰落”至少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日本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1991～1992年间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这种衰落最新的表征而已——事实上，“衰落”就在霍氏原构想采用的以50年为限的孔德拉季夫周期中。 是苏联的垮台改变了一切。
  　　
  　　
  　　 苏联解体所具有的决定性在该书最后呈现的结构中得到了证明。事实上，只有从原初四部分结构出发，“对抗共同的敌人”一章的位置和前提才具有意义。也只有从这种视角出发，人民阵线的胜利才会成为“20世纪的转折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历史只有在经历了库尔斯克和巴斯托涅的磨难后，才会从前所未有的集体灾难走向同样前所未有的普遍进步。一旦转换为三部分结构，这一章就会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出来。在《极端的年代》其他地方，清晰可见的主题压缩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结构变化，我们才会在“黄金时代”部分看到,关于战后世界社会和文化革命的连篇叙述根本没有局限在三部分结构所限定的1950～1973年间，而是一直延续到四部分结构的末尾——甚至，对社会革命的叙述明确地延伸到2000年，这完全超出了该书本应有的界限。在这里，三部分结构建立其上的各时段形式上的对立明显只是后来的叠加，隐藏其下的，则是霍布斯鲍姆一直强调的主题的延续。
  　　
  　　
  　　 如果说在《极端的年代》最后版本中，两种关于世界的不同构想共存而不是一种完全取代另一种，这是因为两者对应于作者同时具有的两种政治激情。霍氏本人曾对这两种激情做出描述。首先，是对人民阵线的怀念，在这种怀念中，人们曾相信狮子和绵羊能够和平相处。其次，是对十月革命的忠诚，对这种忠诚而言，是十月革命之剑划分了世界。不过，两种激情构造《极端的年代》的方式却有共通之处。在其讲座中，霍布斯鲍姆曾对听众说：“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或许是我绝大部分清醒的时光，都奉献给一种被明确否定的希望，一种确定无疑失败了的事业，这就是由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不过，也许没有什么比失败更能磨砺一位历史学家的思维。”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霍氏从另一位曾经历了失败的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那里引用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如我们所知，科泽勒克曾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将领冯·保卢斯（Von Paulus）部下的老兵：
  　　
  　　
  　　 “胜利一方的历史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在长期的‘之前-此后’的目的论中解读短期的成功。失败一方的历史学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首要体验是所有那些被期望、被计划的事情都落空了。比起前者，他们更有必要去解释为什么事情如此发生……从近处看，历史也许是被胜利者创造的。但从长远看，我们总是从失败一方的历史学家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当然，霍布斯鲍姆指出，失败本身不一定就能带来洞见。不过，从修昔底德开始，失败就一直是产生洞见的重要激励元素。霍氏有资格将《极端的年代》置于由修昔底德开始的谱系中，该书无疑是当代对此最令人钦佩的证明。不过，即使科泽勒克的论证非常有力，他的观点却是片面的。在强调失败者的认知优势时，他忽略了与那些优势相伴而生的诱惑。首先，就是失败一方的历史学家对安慰的寻求。正是在这里，《极端的年代》关于“短暂的20世纪”的两种构想交织在一起，因为两者未透露出的信息都是翻转失败。回溯性的人民阵线之梦在于证明没有一方战胜了另一方，因为现实中我们在同一条战线上。同样，对“大滑坡”的论证意在说明根本没有胜利而言，因为现实中另一方也失败了。安慰的两种方式不同，一种是欣悦的，一种是威胁性的。两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代言人：波利安娜，卡桑德拉。 不过，如果“没有输家”和“另一方也失败了”两者的效果在心理学上非常接近，作为历史论证，它们却截然不同。前者没有任何支撑，相反，后者决定了《极端的年代》一书的结构和方向。无论我们对“大滑坡”时代的过度延长能提出什么批评，至少，它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长期的经济衰退以及独联体国家深重的社会危机中找到论证。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和后-共产主义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马耳他和巴黎建立的国际秩序霸权有所削弱或不稳定。我们看到，这一秩序霸权之外的尝试充其量只是暗夜中飘忽不定的磷火。否认这一点就是政治上的自我欺骗。霍布斯鲍姆对作为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不断的贬低正是这种自我欺骗征兆式的后果。《极端的年代》论证道，既然没有一个政府曾长期实践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任何一种纯粹教条都会成为短命的幻想。确实，“新自由胜利主义并没有逃过1990年代早期世界经济的退步”。四年后，霍氏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再次宣称“新自由主义之死”。现在，我们看到《有趣的时代》（Interesting Times）传递的仍是同样的消息，尽管作者的语调已有所缓和。我们被告知，近期投机泡沫的破裂“也许”宣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消亡，这一次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之情：“人们早就开始宣布全球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我自己就不止一次这么做。”
  　　
  　　
  　　 这种明显无法严肃对待敌人的立场与之前我们提到的霍氏在智识上贬低敌人的一般做法是一致的。霍布斯鲍姆和斯图亚特·霍尔是1980年代《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的两位主要评论人，不过在两者之间却永远存在着差异。两位评论人都致力于对传统的左派提出批评，不过对霍尔来说，“复兴之路”上我们必须承认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后者为英国人民建立了一种新的共识，而霍尔本人就曾对之予以密切关注：他指出，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种霸权，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替代者。与霍尔不同，霍布斯鲍姆则将重点放在反撒切尔主义阵营的分裂上，并对撒切尔夫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笔带过：他坚持说，撒切尔夫人在选举上总是相对较弱的。霍布斯鲍姆指出，重获权力的方式在于重新赢回那些被1979年的“不满之冬”大罢工（Winter of Discontent）和旧工党疏离了的中产阶级，而夺回权力的关键则是务实：正式或非正式的“自由党-工党协议”（Lib-Lab Pact）。
  　　
  　　
  　　 后来的局势发展对两人的观点都做出了裁定。布莱尔赢回了中产阶级，并且凭借未曾言明的自由党-工党协议获得权力；不过，他却根本没有对撒切尔主义做出回击，相反，他将其采纳为自己重获权力的意识形态条件。由此，霍布斯鲍姆曾倡导的忽视观念的务实路线仅仅制造了他本人所憎恶的变种。《极端的年代》进一步延伸了对经济理论的不屑，宣称将凯恩斯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分开的只是一场“不可协调的意识形态之战”，每种意识形态都以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先验观念为基础，其立场“几乎不可论证”——如果霍布斯鲍姆仍在国王学院任教的话，他自己就会对如此看待经济学学科表示不满。
  　　
  　　
  　　 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力量的低估——我们只要想想哈耶克作品所涉及的范围及其一致性——同样迎合了一种更为我们熟悉的政治渴望：在糟糕的时代里寻找好消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鼎盛时代所设立的系统也许会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压力下最终崩溃，尽管如果这一点属实，将会使任何一种孔德拉季夫周期失效——开始于1973年的经济收缩现在已经进入其第三个十年，超过了它本来的25年界限。不过，如果缺少一种能够从哲学、技术到政治层面全面阐释当前局势的、新自由主义之外的理论框架，霍布斯鲍姆对之抱以希望的那些革新将很难成为现实。《有趣的时代》不得不以斯蒂格利茨 和阿马蒂亚·森 为救命稻草，这就好像诺贝尔奖成为知识希望的象征。
  　　
  　　
  　　 《极端的年代》对国际关系体制的处理方式也并无不同。如果说新自由主义仍是时代的支配性意识形态，那么在一种崭新意义上，时代的霸权力量是美国。随着苏联的解体，可以任意支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的美国成为历史上首个享有全球主导权的国家。当霍布斯鲍姆完成其“年代四部曲”时，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地位已经很明显了，但“四部曲”却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在这个主题上，《极端的年代》所说的只是“在1914年使用该词的意义上，美国是唯一一个可以被认作超级力量的国家。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却并不明确”。该书结尾部分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主宰者的体系，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缺乏控制。为了面对“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力量”的现实，《有趣的时代》已调整了视角，不过该书仍然令人不可置信地坚持“美利坚帝国不知道拿自己的力量怎么办”。这种美国意志的不可理解性的观念其实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暗示，在国际秩序中没有真正的导向。
  　　
  　　
  　　 日常经验所提供的证明则恰好与此相反。所有霸权都有局限，没有一种政策曾真正达成其目标。不过，当代的显著特征并不是世界失去了控制，而是世界从未以如此程度受某单一力量的控制。如我们今日所见，这个世界所做的只是撒播、增强了美国体系。在经过国内战略家们的不断修正后，美国意志再清楚不过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如有必要，做出调整以便适应美国的标准和利益。这些目标没有任何非理性之处，它们可以追溯到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和艾奇逊（Acheson）时代。 当然，无论彼时还是此刻，目标中不排除有误判发生。现在的不同只在于美国拥有更自由的手段来推行这些目标。正是这一点使得向波斯湾、巴尔干、兴都库什（Hindu Kush）等地的一系列军事远征变得徒劳无功，而美索不达米亚无疑是当下的例证。
  　　
  　　
  　　 关于这些问题，霍布斯鲍姆的立场从未动摇。在西方的国内政策方面，他的本能通常远非激进：他会对克林顿失望，判定德国财政部长拉方丹（Lafontaine）远离左派，并且对金融市场没有将新工党视为一种威胁感到惊讶。 不过在国际领域，霍氏思想背景中的另一种元素则占了上风。过去十年中，霍氏的国际视域几乎从未有任何向白劳德 倾斜的迹象，经典列宁主义思维丝毫未变。他否定波斯湾战争，粗率地对意大利记者说巴尔干战争不是人道主义干预，将阿富汗行动比作早期英帝国对该地域的轰炸，并且严厉斥责反恐战争以及随之而来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在霍布斯鲍姆之外，我们很难想到任何一位拥有同等地位的英国知识分子能拥有如此忠诚的记录。
  　　
  　　
  　　 相比国内政治局势，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公开地复活的企图要远为重要，由此，霍布斯鲍姆在这里所划界限的价值就变得鲜明起来。不过，《极端的年代》还为我们另外上了更有价值的一课。历史上的政治失败几乎不可避免地导向对失败之外积极意义的寻求。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思想上的反应有两个标准步骤，两者在霍布斯鲍姆那里都得到了突出表现：对胜者的体系进行重新命名以使它变得更受欢迎，同时夸大其胜利中的裂痕以使它显得更加脆弱。无论哪种情况，其隐含的动机是一样的：对现存体系任何有效的反抗必须以从该体系中解脱出来的可期前景为前提，而如果体系的一致性和力量不受控制，唯一的后果只能是我们以某种方式接受它。这无疑是错误的。对敌人的准确认识要远比激起无端的猜测更有价值。不在安慰中找理由的对抗要永远比那些依靠安慰的对抗更有力量。
  　　
  　　
  　　 这种反思丝毫不会影响《极端的年代》一书的伟大。这部书如同一座宫殿，建筑师在修建它的时候改变了计划，由此带来的结构上的不一致使它变得奇怪，不过宫殿依然壮丽，和它初看上去没有丝毫改变，宫殿的每个房间都挂满了画作，画作的风格或许不同，但每一幅都有它奇妙的魅力，其中许多都是一流的杰作。如同任何一座艺术博物馆，我们不可能一夕之间欣赏它的全部：我们需要一遍遍地重访。《极端的年代》远非平和，而艺术只有当激起争论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只能秉持霍布斯鲍姆本人的精神来解读他留给我们的庞大遗产，带着同样的温暖、激情和敏锐。
•   　　有种读不下去的感觉，有没有？情感太过丰富，历史细节欠缺。。。。。。。。。。。。。。。。。。。。。。。。。。。。。。。。。。。。。。。。。。。。。。。。。。。。。。。。。。。。。。。。。。。。。。。。。。。。。。。。。。。。。。。。。。。
•   　　摘录寒假作业的读书笔记的一部分。个人观点，并且是高中生的很浅薄的个人观点。
  　　
  　　
  　　
  　　由于四部“年代系列”选文频频现于历史考卷的大题题干材料中，这个寒假我就抱着无知带来的大无畏精神借来了这本书，开启了艰难的阅读历程。而在跳跃章节读完了为数不多的感兴趣的几章之后，我实在是无法坚持着读完霍布斯鲍姆混杂着机智妙语（对经济学家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枯燥理论（尤其是辅以十人组团水平浮动极大的的翻译）的滔滔经济论断，“经济的谷底”、“自由主义的衰落”、“帝国终结”这三章中的大部分都是囫囵吞枣大脑糨糊的状态读完的。这就注定了我无法写出一篇正经翔实的优等生读书笔记。
  　　
  　　但是，很巧合的是：在读这本书的艰辛日子里，我凑巧同时在读一本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运动为主题的小说。小说所写的那一场风风火火无疾而终的革命自然在这本正经史书里无处寻觅，但第十章“1945——1990年的社会革命”与第十一章“文化的革命”中作者对青少年（尤以学生为重点）革命的概述与评价却可以精确地概括小说中的情形。不由得让人感慨历史学家真是神棍的存在啊。
  　　
  　　作者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一节中抛出这样两个当代青年最迫切地寻找答案的问题：“（正是存在许多方面暗示孕育他们的社会问题，从问题到批评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如何适应社会？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
  　　
  　　“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在于没有明显改善这一种意识（和生于战前的父母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艰辛年月），这使他们的问题变得更紧迫，使学生的态度变得更具批判性。他们感到事情应该更为不同，未来应该更加美好，哪怕他们并不是非常清楚具体的内容。”（大意如此）
  　　
  　　这也就是“黄金年代中，学生为什么往往会选择左派激进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那一方面。具有敢于打碎一切的胆量的人，他们的无所畏惧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一种一无所有的意识。在青年具备理想、信念、未来蓝图这一切“还未实现”的东西时，自己本身拥有的“现状”却是很容易忽略掉的；这就带来了放手一搏的胆量。小本经营便不惜赔得血本无归，因为无甚可失去的大不了从头再来（人生豪迈啊）。无知者无畏。这句话中的无知是指对敌方强大的不了解，但如果代换为对自我资本认识的缺失，却也是说得通的。曾有伟人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诚哉斯言——不妨联系《共产党宣言》中脍炙人口的名言：“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唯有锁链。”
  　　
  　　
  　　这种心态想来也并不一定是要全盘批判的。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拉开雄伟壮阔的革命大幕的正是某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列宁曾说过，“革命没有狂欢的余地”，私人理解是一场要重构社会秩序、开启新时代（笑）的革命要成功进行，不仅要有热情，更重要的是周密的思考与计划、科学的理论和广大的民众基础。这些，恰好，又都是革命青年们容易欠缺的。霍布斯鲍姆在文字中也隐隐地流露了对这种激进潮流的批判态度。只是个人的想法：除了革命热情，用知识和阅历充实自己的头脑、塑造自己的人格，才能作为更理性、更成熟的人来进行——改革也好，革命也罢。毕竟，旧世界不总是被我们打的落花流水。
  　　
•   　　能看到这本书是我的幸运，更何况是台湾原版。
  　　
  　　做点摘要，深刻的真实！
  　　
  　　“与苏联gongchandang不同，zhongguo的gczhuyi实际上与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想没有任何直接联系，maozedong设想了一个经全体同意而联合起来的理想社会，在其中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恰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以及终极目标上，后者主张个人的全面解放和自我实现”
•   　　“短促的二十世紀，即將在問題重重中落幕。沒有人有解決方案，甚至沒有人敢說他有答案。於是世紀末的人類，只好在瀰漫全球的一片迷霧中探索前進，透著朦朧足音，跌撞入第三個千年紀元的開始。我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頁歷史已告結束。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
  　　
  　　正文：
  　　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我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頁歷史已告結束”那般，讀完本書的總體感想遠比簡單地堆疊觀點複雜得多。若想不自量力地用數千字再去總結作者已描繪的歷史，那顯然會是一場無知的噩夢。況且，編者已在書的扉頁提到本書的總體評價，書的最前部份以及第十九章亦對全書的宗義做了詳細的闡述。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羅列書中那些被反覆提及的重要思維似乎已並無太多意義，因而我相信若試圖去呈現一些個人或大家感興趣的要點會更重要。或許這亦是讀書報告的目的所在。
  　　
  　　一、對經濟學家的態度
  　　作者在書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提到哈耶克、凱恩斯等二十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與此同時也介紹著他們的相關主張，以及這些論派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有趣的是，我們能看到全書中，作者似乎總是在肯定經濟學的部份作用時又貶低著它們，這很難解釋——也許輿他最後所提到的擔心有關：“這正是世紀末世界經濟的第三項隱憂，即由於世界經濟的繁榮勝利，以及純粹自由市場意識的高舉，使得因經濟變動而產生的種種社會衝擊，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處理，至少，也減弱了處理的力量。世界經濟，便成為一台力量日漸強大卻無法控制的發動機。這台引擎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夠，又由誰來控制？”
  　　
  　　作者在書中對歷史學家的謙虛總是大為肯定：“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如果徒然把世界經濟結構里發生的重大變化，歸於運氣不佳，或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這種想法實在有必要重新檢討。”相對之下，經濟學家們便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他們在作者的眼裡，竟大致都是這樣的人：最善於辯論、最喜好事後解釋以及不切實際。更重要的是，這些傾向於弊端含義的特點都是歷史學家所沒有或極少出現的。最明顯不過的例子就是：“這個危機時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紀末期，我們大概得再等上數年，才能等到經濟學家也拿起歷史學家最後的武器——即後見之明——為這個時期找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句話自然是帶有一絲冷嘲熱諷的言下之意，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總得而言，作者對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家的貢獻總體上說是持肯定態度，但經濟學家的性格看起來畢竟還是對不上歷史學家的胃口。若需要舉例的話，我想用一段較長的、徹底的語句來暗示會有非常好的效果：“種種激烈變化，其中最大意義在於有形無形之間，推翻了長久以來根深蒂固於社會和歷史當中，經由社會規範、傳統、禁令所傳達、認可、象徵的人類倫理關係。⋯⋯更有甚著，這股推翻舊秩序的力量，不來自任何一股條理盡然的社會新秩序⋯⋯其中真正的動力，是來自個人慾望巨大無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於一個人人自我規範的個人主義世界推展至極限的境地。傳統禁令的叛逆者對人性的假定竟然輿消費社會的理論基礎如出一轍，至少對於人類心裡動機的看法，他們輿出售貨物勞務者極為一致。後者認為，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攻心為上。根據這個共識，世界上數十億蕓蕓眾生的存在，均是基於其個人慾望的追求。這些慾望，包括了各式各樣在以往被禁止被反對，可是在現在都一一被社會允許並存在的大小慾望——如今被默許的原因，非因道德的解禁，卻由於世人心中充滿了它們。”
  　　
  　　
  　　二、對學生的態度
  　　作者在第十章中精要地介紹了1945－1900年的社會革命，其中亦包括了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圍繞著“黃金年代中，學生為甚麼往往會選擇左派激進道路”的問題展開的論述中，作者列舉了性別、年齡、人數和社會關係等多個回答角度，同時亦點出學生運動的激情帶動著另外的因素。
  　　
  　　通觀全書，我們顯然能注意到作者並沒有傾向於任何社會團體，至少不存在的極明顯的偏好。如果有，可能也只是對二十世紀的群眾抱有了極大的關注罷了：“一向缺乏活力的遲鈍黎民，到底是受甚麼刺激突然翻身採取行動——現代傳播科技，如電視、錄音機，使得即使最偏遠隔離之人，也難自外於世局衝擊——但是歸根結底，群眾蓄勢待發準備上陣的姿勢，才是決定一切的關鍵所在。”
  　　
  　　然而引起我對學生團體注意的是這樣一段話：“而年輕人的心中，對戰後驚人的增長卻缺乏親身經歷輿漸入佳境的意識；他們心中的不滿，便毫無緩衝的餘地。新的世界，新的時代，是這些校園年輕男女經歷的全部，是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他們對現狀的想法和父母一輩截然相反，他們只覺得凡事都應該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們自己並不知道怎樣去達到這個目的。”我相信除了第一句話難以有切身體會之外，其餘語言都能引起我們的共鳴——走過學生時代的作者顯然擁有一個完整的大學記憶，並極有可能是豐富多彩的。
  　　
  　　從社會革命到各個年代、各個國度的學潮，當作者用娓娓的筆調分析著當時的世界形勢時，亦似乎在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他希望求知的少年們在充滿符合他們年齡的激情同時，亦能體會到更多的知識、哲理、思維，並找到屬於他們的道路。
  　　
  　　三、對中國的態度
  　　作者在第十六章重筆描繪七十年代中國前，一直都沒有詳細的介紹這個我們身處的國度，原因亦很明顯——那個之前的中國似乎不太出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亦不曾在前文花如此大的手筆集中介紹一個年代的一個國家，後文也未再有。特別是當這種帶著樂觀的揣測性描繪同前後文“社會主義的失勢”中各國的狀況進行比較後，處於作者筆下“天崩地裂”時代的中國，似乎有那麼些許與眾不同。
  　　
  　　從1914至1991，作者看到的是一個激盪輿繁榮並進的偉大時代，“它激起了人類最偉大的想像，同時也摧毀了所有美好的幻想”，而這個時代的結尾卻不那麼令人安寧：“進入第三個千年的世界，顯而易見，必將仍是一個充滿了暴力政治輿激烈政治劇變的人間。唯一不能確定的是，我們不知道這一股亂流，將把人類引向何處。”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的人類仍未學會在愈來愈狹小的地球上和平共存，不平衡始終都是全球發展的主旋律，而且在將來的將來也不可能解決——因為強大的競爭機制釋放著人類愈來愈巨大的慾望。作者對未來的擔心完全可以從他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態度中看出：“然而有一事絕對無可否認，一個建立在以無限牟利為目的，並以彼此競爭輿全球性自由市場為手段的經濟事業之上的世界經濟，勢必輿經濟增長和生態平衡的理念不諧調。從環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類還想要有未來，危機二十年的資本主義就將沒有前途”、“共產主義也屬於一種工具式的信仰：‘目前’之所以有價值，完全在於它是達到尚不明確的‘未來’的手段”。作者認為，人類勢必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生存體制——輿以往、現存的任何一種都不全然相同——才能更好的在第三個千年中生存下去，堅持資本主義或是共產主義只會重蹈那些崩潰的覆輙。對於尚未找到最好方式的當下人而言，作者不遺餘力得讚賞了那些腳踏實地的政治家，如納扎兒巴耶夫——“生存之道，甚至邁向成功之道，其主要成份，恐怕不多在動機的善良，卻在現實主義的堅定行動吧。”樂觀地看，作者的這種期待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已得到了廣泛的認同，特別是在中國。
  　　
  　　我有理由認為，作者已提前看到中國的這種趨勢並對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位置加以肯定，不僅僅是因為近兩節的筆墨和上述的實用主義認同。
  　　
  　　作者很仔細地分析了蘇聯的問題——很多亦是中國的問題，二十世紀後期第二世界面對的最重大的挑戰是“開放”和“重建”的矛盾，無疑這極難解決。蘇聯沒有成功的解決，中國則正在努力解決。有這樣几句關鍵性的話：“在蘇聯日趨成為一個複雜得工業化輿都市化社會之際，那些擔任實際生產、分銷及民生任務的事務中堅，對於高高在上的政務官及純粹黨的官員，顯然愈來愈離心離德”、“蘇維埃的制度及運作方法，基本上是軍事性的，軍隊民主化，並不能改進它們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這個軍事化的系統，那麼在動手毀掉之前，就應該仔細籌劃，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統建立起來，否則改革非但不能帶來重見，反而導致崩潰。……開放，意味著引進——或重新引進——一個建立於法治輿公民自由之上的憲政民主體制。背後的涵義，便是黨輿政的分離，並加大政府的作用，由黨還政於國家。如此一來，自然導致一黨專政系統的結束，黨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從此告終”、“最後終將造成崩離的裂縫，其實早已經在那裡了：一邊是聯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權力系統，一邊則是擁有自主動力的經濟體系”。
  　　
  　　極端的年代是以蘇聯在問題前倒下結尾的，今天我們看到它帶來的激盪至今仍在延續，俄羅斯花了近二十年才在蘇聯的故土上重新崛起，儘管強大的看起來並不那麼實在而且還帶著舊有的集權色彩——這點和我們身處的國度極為相似。相對於分析已故蘇聯的問題，作者對中國更多的是一種模糊的肯定：“但是中國固然在時間上有著落後，這一點卻不能完全解釋兩國在“重建”效果上的顯著對比。至於中國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著他們中央號令體制原狀不變，也並非造成兩個差異的全部原因，遠東的文化傳統，到底對中國人有何幫助？能夠在無論哪一種社會之下，都對經濟發展產生動力？這個問題，就得留待21世紀得史學家去探索了。”若聯繫作者對未來的不確定態度，中國的位置便顯得特別——要知道作者可未對資本主義或其他任何體制產生不確定的疑問。更大膽的說，作者認為他希冀的新體制，會極有可能先在中國出現——一個符合中國悠久傳統的、在“民享”“民有”和“民治”中達到了完善平衡的政治架構。
  　　
  　　當然，作者也看到了中國人的那種心態：“ 更重要的是，在兩千年中華帝國歲月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並在絕大多數關心天下事的中國人心目當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典範。……當然，中國歷史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為在這延綿不斷的悠久時光當中，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如何對應“天命”而生的政權統治；而那些當政主事之人，也嫻熟了治理之道。……而共產主義，也將在中國成為民族性的意識思維。……因為對於多數中國人而言，這場革命，主要也是一場“復歸”：回歸和平秩序輿福利安康，重返襲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復偉大帝國輿文明的舊觀。”若在接下來的歲月中這種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得不到徹底改變——似乎百年來的恥辱只是掩藏了千年的自大，它無疑會加重作者的擔心。
  　　
  　　
•   　　自从发现了自己原来认为很牛的人，或者可以给自己鼓励和力量的人也有很多缺点甚至错误之后，心里有点迷茫了。确实这样的事颠覆了我心中好多原本美丽的东西，理想，道德，仁义，友情。其实人长大和成熟的过程很残忍，一方面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可爱，变得世故起来了， 滑溜溜的，另一方面发现生活并不是如此的美好，并不是充满鲜花和微笑，人与人很容易发生冲突，曾经的山盟海誓亦或是兄弟情深，都或随着时光和环境的转变而随风而去。如果承认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人性本‘恶，人与人本是处在战争状态的。所以人们需要支撑，人们需要信仰。
  　　
  　　
•   数了一下，就只这一篇是没用1，其它都是没用2，漏网之鱼。
  艾玛，你写的这些我都看不懂，。。。
•   都是在老邪爆料之前写的，当时拉黑的只有远邪头目，这次爆料后，将远邪上上下下拉黑了一个遍。
•   拉黑与被拉黑，爱与被爱。
•   得感谢他们，毕竟远邪是我书评的第一批读者，虽然他们集体将我拉黑了，但是从刷恶评来看，他们还是放心不下我。
•   嘻嘻，讨厌一个人干嘛还三番五次去门缝瞧人。扭曲人格
•   你这问题问得很搞笑，不查查作者是谁？
•   请问台湾版的和大陆版得有区别吗？想代购一本台湾版，但价格有点高。。。
•   大陆版是众人合译，漏译错译不少，风格驳杂。且台版译者是翻译大家。若不然，你也可以读pdf影印的。
•   已入手，印刷质量相当好。。。
•   哪里能找到台版的电子书呢
•   在百度上输入“极端的年代pdf”，在搜素结果选择 新浪爱问共享 网页。或者你留下电子邮箱，我发给你。
•   额，新浪上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lz说的是这个？
•   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98年3月10日出版过台版郑明萱 译的简体版，命名为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上、下）》，新浪上的就是这个，去掉了版权页。至于这版是否与台版完全相同，我也不知，我看的台版是在国家图书馆港澳台阅览室借阅的，不让带出，我也未复印，于是没有比对。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10年5月又出了一个新译本。
•   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催化剂，这本书要用理性去读。
•   不能同意二楼的意见，人类要进步到哪呢？